千亿之局：Intel“芯”有灵犀的取势

　　来源：《竞争力》杂志

　　芯有灵犀中国通

　　Intel心思之深眼光之独

　　千亿之局：芯有灵犀的取势

　　2007年3月13日，在两会代表热议国政之际，国家发改委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哑剧，在其网站上“悄悄”贴出一条重磅消息：《英特尔半导体（大连）有限公司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建设项目已获核准》。

　　消息全文如下：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核准英特尔半导体（大连）有限公司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建设项目。该项目拟建设形成月产12英寸、90纳米集成电路芯片5.2万片的生产能力，主要产品为CPU芯片组。项目总投资25亿美元，所需资金全部由英特尔亚洲控股有限公司自筹解决。

如果以项目总投资额25亿美元来折算，这条仅仅120多字的消息平均每个字承载2000万美元，真可谓一字千金，字字珠玑。

　　事实上，“一字千金”还只是按平均价值算，细算起来，这其中的关键字价值连城。

　　了解芯片业的人都清楚，中国芯片业迄今为止最顶级的水平就是12英寸芯片生产，最顶级的技术就是90纳米制程，CPU芯片组之类涉及芯片尖端技术的产品生产线更是前所未有。

　　不仅如此，单独投资25亿美元也创下我国吸引外资的新记录。

　　大音无声

　　2006年是中国“十一五”的开局之年，新五年规划第九篇《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明确提出：“要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重点通过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把利用外资同提升国内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这标志着我们利用外资从以量为主转向“质”“量”并举。

　　而就在新规划出台后的2006年11月，国家发改委还曾专门对“十一五”规划进行细化，推出《利用外资的“十一五”规划》，规划中第一条就是“引导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随后中国信息产业部出台的《信息产业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中长期规划纲要》中，以芯片为首的集成电路在十几项重大技术和重大项目中均位列第一，成为当之无愧的重中之重。

　　显然，英特尔大连项目兼具先进技术、尖端工艺、巨额投资，再加上天生属于集成电路(芯片)，所以从各个角度讲都称得上中国新一轮引资典范。

　　在多方聚焦的两会期间，发改委“悄然”透露这一重大消息，用意不言自明，方式同样耐人寻味。

　　事实上，发改委之所以选择“无声胜有声”，而不是隆重发布新闻，一方面因为客人未到，不宜隆重；更重要的是，由于项目关系重大，意义非凡，在海内外媒体上已经从盛传到疯传，新闻价值已被提前且充分演绎。

　　芯心相映

　　如果我们同时梳理英特尔在华投资记录与中国重大政策演进，会发现英特尔似乎一直担当着外商典型，与中国政府似乎“芯心相映”。

　　从1985年进入中国至今，英特尔在华投资先后出现三次高潮。

　　第一次是1994年，英特尔宣布在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建立芯片封装测试厂，投资额为6900万美元，并很快增资到1.98亿美元，成为浦东当时最大的外商独资项目之一，虽然当时的封装测试只限于闪存，但足以与中国政府1992年正式启动的浦东大开发战略构成呼应。

　　此后，英特尔又不断追加上海浦东的投资，不仅封装测试范围提升到芯片组、奔腾4处理器，迅驰无线通信模块等，还建立研发中心及运营总部等，上海总投资额如今已经超过5亿美元，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也从似乎呼应走向紧跟。

　　这种“紧跟”在英特尔第二笔巨额投资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中国政府2000年正式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英特尔2001年即开始西部考察，并很快于2003年宣布在成都高新区建立一座芯片封装测试厂，总投资3．75亿美元，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单笔最大外资。如今，英特尔已经将成都项目追加到5.25亿美元。

　　此次投资25亿美元的大连90纳米制程芯片组项目，显然使英特尔与中国政府的战略契合又达到一个新高度：既与国家“振兴东北”新战略实现紧跟，又与“十一五”“质”“量”并举的引资新战略巧妙迎合。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只是英特尔在中国投资历程与意图的一个“童话”版本，充其量也只能称之为“合乎逻辑的事实”，或战略利益与战术利得的现实统一。因为真实的情况往往不像童话那么简单，英特尔此次的大连项目也不例外。

　　科技博弈

　　事实上，在欢庆谈判成功的背后，有多方复杂的利益博弈。

　　众所周知，对于如此重大的投资，英特尔的备选城市绝不止大连一个，所以在大多数“传闻”稿中，对大连的成功都有类似如下的猜测性描述：“除了苏州、上海等地的成本因素外，最终选址大连与曾担任过大连市长的现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不无关系。”而在海外媒体上，大连的竞争对手还有英特尔已经投入90纳米技术的以色列与爱尔兰，以及软件优势明显、正准备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印度。

　　尤其是2005年的《印度经济时报》等媒体上，不时推出“AMD已决定落户芯片城(Fab City)，英特尔正慎重考虑”、“英特尔正与印度政府就芯片优惠措施谈判”之类的进展性新闻，尤其是印度信息科技部部长马兰(Dayanidhi Maran)，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脱口而出：我们和英特尔已经谈好了。

　　不难想象，英特尔最终选择大连，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及辽宁相关领导都出力不小，但很多事情不是出力就能办成的，对涉及对方极力提防的敏感项目尤其如此。

　　英特尔最初考察大连始于2004年。但英特尔自己当时也清楚，只能先作为战略设想，不可能成行。因为65纳米制程的芯片制造新技术刚出现不久，90纳米仍占据主流、尖端技术的位置，想出口没门，美国商务部这一关就过不去。因为对尖端技术与生产线的出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严格控制。

　　最初，实施这一控制的是“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Control)，由美国于1949年11月提议下秘密成立，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17个成员国，专门调控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科技禁运问题。由于总部设于巴黎，所以更常用的名字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

　　冷战结束后，作为冷战的遗物，巴统失去存在的理由，于1994年正式宣布解散，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预想的科技解禁，而是1996年取而代之的《瓦森纳安排》(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全名《关于常规武器和双用途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

　　根据《瓦森纳安排》，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33个成员国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或转让技术时，必须严格遵守“控制清单”，包括军品清单、军民两用清单及技术清单，凡清单上的产品和技术，一律禁运。在2004年之前，90纳米制程的芯片组属于尖端技术、主流工艺，属于清单上的绝对禁运之列。

　　也因为心知肚明，这一年，时任英特尔CEO兼董事会主席的贝瑞特(Craig Barrett)在美国圣何塞市演讲时曾对此猛烈抨击：“如果我想在中国设立一个90纳米的芯片厂，美国政府肯定会说‘绝对不行’。”“我们现在就像一只手被捆在背后和别人打拳击比赛。”

　　但2004年发生的另外一件事，使这个“绝对不行”变成了“可以考虑”。

　　这个转折性事件就是2004年10月，位于上海的中芯国际宣布，公司已经与美国手机芯片巨头德州仪器达成协议，采用90纳米技术为对方代工，美国上下，以及不少《瓦森纳安排》的会员国一片哗然，猜测四起。12月，中芯CEO张汝京应邀在华尔街演讲，他趁机高调澄清：中芯国际即将采用的90纳米技术属于中国自主研发，只用于商业，没有西方国家所谓的军事用途。

　　中国采用90纳米技术的生产线投产，德州仪器的认可，再加上随后英特尔对45纳米技术的推进，使《瓦森纳安排》的“控制清单”不得不稍作调整。

　　殊不知，芯片涉及国家安全，为了突破西方的技术禁运，中国从1998年起决定大力扶持自主芯片产业，并从1999年起陆续出台“18号文件”、“51号文件”等一系列政策，结果不仅中国芯片产业乘风而上，在技术引进方面也起到了“以打促谈”的微妙效果。

　　微妙的还远不止这些，仅2004年就大故事套小故事。

　　这一年，中国政府首次与《瓦森纳安排》的相关委员会展开对话。

　　这一年，中国政府与美国商务部历时6年的“终端使用者勘查（End-Use Checks and Visits）方案”谈判正式达成协议。在此之前，美国商务部对于投资中国半导体产业采用逐案审核（Case By Case）原则，只要涉及0.25微米的技术，厂商就要提请商务部“产业安全局”审查，连中国台湾的台积电到大陆投资8寸芯片生产线都要提请美国商务部核准。

　　这一年，美国提出中国的“18号文件”违背WTO国民待遇原则，构成了“对进口半导体产品的歧视”。中美双方经过几轮谈判，达成谅解。

　　微妙的事情固然微妙，但真正起决胜作用的还是大势与大局。

　　千亿之势

　　总结起来，不管是英特尔以前的对华投资，还是此次的大连项目，真正起核心作用的还是大势与大局。

　　先说大势。目前，有三个大势几乎不可能发生逆转。第一个中国芯片市场与消费市场正从新兴走向中兴，磁场效应日增。

　　据半导体产业研究机构iSuppli的数据，在英特尔开始考察的2004年，中国半导体市场总额已经占到全球总销售的10%以上，足以称为主流市场。而根据预计，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芯片市场。

　　再看整个电子市场，2004年，中国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2720亿美元，正从第三向第二迈进，而且保持30%的前进速度，在全球绝无仅有。

　　第二个大势是中国政府对芯片业的日益看重，以及对优秀外资的渴求。

　　对于中国政府是何等看重芯片业，本文前面已经提过，自1999年以来，中国已连续出台“18号文件”与“51号文件”等，大力扶持芯片业。而在信息产业部十一五规划中，集成电路在重大技术与重大工程中均位列第一。而要想将芯片业发展成世界顶级，仅自主研发是不够的，时间也不利于中国，利用外资带动升级就显得势在必行，事半功倍。英特尔作为全球芯片业领头羊，与它合作自然是上佳之选。

　　但英特尔是一家美国公司，而且是一家全球利益高度统筹的巨头，有可能对中国情有独钟吗？

　　事实上，就连在最初的浦东项目，时任英特尔CEO的格鲁夫手中还有马来西亚方案，成都项目也一样，贝瑞特手中不仅有成都与西安，还有苏州以及善于竞赛的哥斯达黎加，尤其是后者，曾在英特尔1996年进军南美时，胜过巴西、阿根廷、智利，以及贝瑞特起初最看好的墨西哥。

　　浦东与成都项目的成功，背后都有中国政府高度的热情与扎实的功课。所以在此次大连项目的传闻稿中，大猜薄熙来的功劳显得顺理成章。

　　第三个大势广为人知，但鲜有人深知。

　　在多数人眼中，英特尔是一家典型的美国公司，是与IBM、微软一样拥有强大设计研发的科技巨头，这没错，但只对一半。

　　真正了解英特尔的人知道，在前门，这家公司高举摩尔定律，从286到486，从奔腾到酷睿，一次次引领微处理器的方向。但在后院，公司亲自把持着芯片的全部生产工艺，从微处理、芯片组，到小小闪存的生产、封装、测试，再到全球销售渠道一一把持，全部自建自管，且拥有堪与日本、德国媲美的尖端制造工艺。这是一家真正的“创造型公司”

　　2006年，英特尔在全球芯片、芯片组等生产设备与工厂的价值已经超过200亿美元，这个数字对于年销售额313亿美元的芯片巨头耐人寻味。也正因为如此，英特尔对于制造成本的敏感，对低成本的渴求超乎普通人的想象。

　　英特尔在美国的主要工厂全部成本导向，建于新城或低薪之州。还有一点令人叹服，这家成立于1969年的芯片公司，1972就在遥远的马来西来建一家封装测试厂，原因是那里刚推出工业园，税收政策与人力成本十分诱人(芯片的个头与分量小之又小，可以空运)，所以英特尔称得上天生的低成本追逐者。

　　近几年，英特尔销售增长乏力，研发优势也被对手缩小，所以压低生产成本的需求再次提升。2006年底，英特尔将越南封装测试厂的投资从3亿提高到10亿美元，也是出于强烈的低成本需求。而当外移封装测试厂解决不了大问题时，英特尔就不得不考虑相对高端的生产线。

　　综上所述，在三个大势的驱使下，大连项目只剩下时机、政策，以及参赛选手具体的博弈。

　　千亿之局

　　与三个大势并行的，还是英特尔在投资选择中一贯坚持的三个大政方针。

　　第一是安全大局：英特尔目前在全球已经至少有30多个工厂，每个工厂的选择都首先服从安全大局：即不管哪里发生战争或自然灾害，必须保证这个地球上有英特尔的工厂照常运行，以满足市场即时的、持续的供货需求。这恐怕也是英特尔不让代工，亲自把持生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安全评估方面，美国是首选，英特尔全球价值200亿美元的生产厂中近60%设在美国。对于海外工厂，英特尔会优先考虑该国政局的稳定性，其中包括执政党的政局掌控能力、建国时间、政局持续稳定的时间等相关参数。爱尔兰、马来西亚、中国等海外工厂无不符合这一标准。以色列虽然身处中东，但本国政局相当稳定，且与美国的关系非同寻常。

　　在具体分配方面，英特尔将最核心的微处理器生产安排在美国，并分布于四个相距遥远的城市，然后在亲美的以色列与爱尔兰同设生产基地。在封装测试方面，除了同在亚洲的中国、马亚西亚、菲律宾，还有南美洲的哥斯达黎加。

　　这一局是英特尔的商业局，也是英特尔全球战略的核心局。第二是市场大局：英特尔从成立之初，就有严格但不失灵活的市场分区，如美洲区，欧洲－中东－非洲区，日本区及亚太区等。不管是新增研发投资，还是新建工厂，英特尔都有相应的市场考核标准。当市场容量或增速满足条件时，英特尔就会考虑前去投资。尤其是出现新兴市场时，英特尔往往都能第一时间到达。

　　1972年，英特尔率先投资马来西亚，除了马来西来亚新建工业园的大举优惠，还因为马来西亚正好毗邻名噪一时亚洲四小龙，属于典型的新兴市场。英特尔1995年落户上海浦东，因为格鲁夫1994年已经在北京中关村看准了中国市场即将兴起，1996年选择哥斯达黎加，2003年西进中国成都，包括2005年增资印度，背后都是所在区域市场的蓬勃发展，投资路线一脉相承。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近几年开创性地提出从月球看地球，号召中国企业家开拓视野，事实上，研究一下英特尔的投资历史就会发现，他们从一开始就对着世界地图做生意，每一次出手都在为可持续的全球战略布下新棋子，大连不过是其千亿棋局上新增的一枚十亿棋子。

　　就在此前两个月，英特尔刚宣布一条战略调整，将中国与香港独立成中国区，与美洲区、亚太区等并列，直属美国总部。这一战略布局调整与大连新棋子刚好前后接应，一谋一合。

　　两局定，则大局定。但接下来，英特尔还有一局，这就是竞争局，即在前两个大局的基础上，重点选择几个城市或工业区竞选，英特尔会请来选址专家担当评委。

　　大连的竞争对手目前英特尔不愿透露，但从历史资料中，我们不难查找出英特尔评委们的评分标准：

　　第一是投资环境，主要是指当地政府的引资政策，包括具体的税收优惠，土地成本，建设支持，以及当地海关进出口手续的繁简。前者将直接影响英特尔的建厂与生产成本，后者直接影响英特尔的全球运营效率。

　　第二是基础设施。英特尔芯片以空运为主，所以非常看重机场，以及通往机场的道路建设。同样重要的还有当地水、电供应。芯片生产不仅需要稳定的电，还需要大量的水。水资源多少、水价及水处理能力高低都直接影响投资决策。英特尔最终放弃印度芯片城，就是因为其基础设施跟不上，西安惜败成都，水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是人力成本。英特尔在发展中国家建厂，正是看中人力成本低。去年12月增资越南，就是因为当地的人力成本比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更低。此外，英特尔还会慎重考察当地的用工政策及工会组织等潜在成本与风险因素。

　　第四是人才储备，尤其是可用的工程师数量及培训难度。英特尔最早选择以色列和爱尔兰，就是因为当地工程师数量多，且“物美价廉”。2005年在印度追加投资10亿美元，也是看中印度软件人才丰富，成本优势明显(只相当于美国工程师薪酬水平的1/10)。此次的大连项目中，大连理工大学等周围大学的储备人才与培训设施，以及大连市的软件工业园都是加分因素。

　　三局谋定自然定在大连。但真正定乾坤者则是中国政府。英特尔在中国的投资的“三足鼎立”之势，无不呼应中国政府的区域开发政策，投资上海之于“浦东崛起”，投资成都之于“开发西部”，投资大连之于“振兴东北”。中国政府吸引外资政策水平与日俱增，英特尔的呼应反撑中国外资质量提升，一唱一和，互为示范作用，共谋双赢局。

　　中国政府是造势者，英特尔是取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