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流程：两难困局与关键性调节

　　■周天勇

　　资产价值膨胀和实物生产过剩两难困局的流程

　　我们可以简单而特别清晰地勾勒出形成资产价值膨胀和实物生产过剩两难困局的流程画面：居民收入投资的渠道，以及整个国家的资金流动渠道方面，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居民）投资主要流向银行、股市、房产、其他保值增值物品（由于中国居民的保险意识不强，并且保险公司的霸王条款和赔付难，以及一定程度的保险欺诈，居民收入流向保险的比率较低），银行、财政和大企业的资金则主要流向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上规模的资本密集型企业。

结果，中高收入人群由于中小企业创业政府管制门槛过高和各种收费罚款太多太滥，亏损倒闭的风险极大，基本上不进行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则对资本资产和房产的需求越来越大，对房地产放开，则房产价格迅速上升，对房地产进行控制，则资金流向股市，导致股指暴涨；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上的资金，９５％流向政府工程建设、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房地产项目，只有不到５％流向中小企业，而个体和微型企业，基本上得不到贷款（中国每千人企业的数量按照２００４年国家统计局的普查，只有２．６个，按照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数据，也不到７个，远低于发达国家每千人５０个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２０—３０个的水平，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４年个体工商户还净倒闭了８１０万家，损失１６００万个就业机会，２００５年一年就倒闭了３０万个注册企业，如果按照每个企业２０人就业计算，损失就业６００万个），整个国家的就业容量相对越来越小；就业容量相对小而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由于能不断得到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致使规模扩大而其实物供给却越来越多；一个定理是，企业数量的增加来自于创业。而据调查显示，城市居民有１０万元钱愿意创业的不到５％，大学生毕业创业的不到１％；相对应的是，就业容量大的微型和中小企业成长和其数量增加非常困难，形成５５００万城镇闲置劳动力，没有工资收入，加上低收入人群工资增长的缓慢，农村中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并且农村收入增长更是低迷，中低层消费却相对越来越不足；由于生产过剩和国内消费不足，越来越多的产品不得不出口进行平衡，致使贸易和国际收支顺差太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也越来越大。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加大进口用于生产的资本品和技术，来平衡贸易和国际收支，将使生产规模更大，会造成更加严重的生产过剩压力；如果加大进口消费品，由于国内本来就消费需求能力不足，供大于需，则会立即形成通货紧缩局面。于是，导致了中国奇怪和可能是独有的资本和房地产资产通货膨胀和实物经济潜伏通货紧缩并存的畸形局面。

　　那么，怎样才能走出两难困境呢？我们搞清了造成上述两难困局的国民经济流程机理后，先需要勾画一个解决问题的线路图：最为关键的是，打通从个人收入支出和金融体系到创业投资的渠道，使个人收入的相当一部分，加上金融体系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进行创业投资，流入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成长和发展领域。这样，一方面，分流向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冲击的资金规模，缓解资产膨胀的投资需求压力，防止股市和房地产泡沫高企；另一方面，通过鼓励创业投资，使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大量地诞生和成长，一是增加大量的中等收入人口，二是增加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失业率，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强劲的劳动力需求对工资增长形成拉动力，使城乡人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形成与国内产出水平相适应的国内消费需求能力。结果使得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生产的物品，被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的中等收入职工和一般收入职工的购买力所购买平衡，就不会形成生产过剩。

　　宏观经济关键性调节措施

　　在理清走出资产泡沫和生产过剩两难困境的战略性思路后，需要制定关键性的调节措施。首先，实施鼓励创业投资的财政税收政策。现代经济学的供给学派早已证明，税负越重，越限制投资和创业，失业率就越高。中国政府各部门由于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实行歧视性的收费政策，再加上对一些工商、质监、城管、公路行政、卫生、防疫、农林牧渔等等行政、执法机构，特别是对一些行政性事业单位，其经费财政不拨款，或者差额拨款，实行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的政策。２００６年保守估计，税外收费罚款规模高达１３０００亿元，主要来源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这样，使得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交纳的费要比税多，税费综合负担很重，使其大量亏损、破产和倒闭。因此，与一般国家不同的是，减费应当是中国近几年最主要的宏观财政政策。建议国家财政部和各地财政部门分阶段、分层次，废除收支两条线体制，将行政、执法、司法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的人员全额用财政拨款供养起来，先解决工商系统的经费，各级财政系统向工商系统拨款２００亿，再将质监由财政拨款供养起来，地方城管一定要由财政拨款供养，不得向人民群众收钱，等等，经过三五年的纠正，卫生防疫、公路交通等行政、执法、司法和行政性事业单位，不要让他们再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费和罚款来供养自己了。我认为，财政把钱支付给工商局，取消歧视性工商管理费和市场管理费等诸费，让人民创业和就业，要比将他们的创业限制得很死，导致他们失业，再在春节时拿财政的钱给他们去送什么红包等，可能更体现执政为民的理念。分阶段、分步骤地将财政应该供养的行政、执法、司法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由财政拨款供养起来，不要让它们再去向人民收钱，让人民有一个宽松的创业环境，这应当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最大的财政政策。

　　其次，实施鼓励创业投资的货币金融体制和政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实施货币政策的经验越来越成熟，但是，基本上实施的是利用利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和票据贴现等总量性的货币政策。如果一国假定企业规模结构是合理的条件下，总量货币政策的紧与松，对抑制过热或增加就业是有用的。但是，由于中国上述经济流程的复杂性，货币政策的收紧，可能导致失业更严重，而其放松，由于资金都流向了政府建设、资本密集的大企业，对扩大就业几乎没有作用。银行越是条条管理，越是大银行，越不会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这是由其体制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温州和台州等地，民间借贷很发达，满足了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使得当地经济快速发展，不但解决了当地人的就业问题，而且还吸收了以千万计的外地农民工、大学生和复员转业军人就业。试想，如果按照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将浙江的民间借贷全部打光，我想浙江经济肯定会垮台！因此，我认为，中国促进就业的货币政策，实际最核心的是允许发展民间借贷和小型银行的政策。与其鼓励所谓的中农工建等银行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不如宽容民间借贷，使其合法化；尽快允许和发展乡村、乡镇、城市小型银行；实行较为灵活的利率政策。这样，才能使社会资金流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和发展领域。

　　再次，降低、放宽政府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和经营的门槛、行政管制，减少和合并执法，特别是杜绝带有部门利益的（目的为收费和罚款的）恶意执法。这样才能使创业更加容易，投资和经营的体制性风险减少，特别是吃拿卡要等隐性成本下降，给资金流入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形成一个良性和宽松的环境，并使人民群众顺利创业、宽松经营，工商户和企业持续成长和发展，使得其形成的中等收入的人越来越多，在其中就业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多，改善劳动力供求格局，使工资持续增长。

　　我预言，如果不调整走出宏观经济两难困境的思路，如果不从上述三个关键性的体制和政策上进行改革和调节，中国根本不可能避免资本价值恶性膨胀和实物生产严重过剩的局面，如果持续下去，国民经济将面临崩溃的危险。（下）（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