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樊纲：亚洲金融危机的启示

    对话嘉宾 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　樊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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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免费午餐”

　　问：近些年，韩国、日本等亚洲各国都进行了金融体系的革新。

　　樊纲(樊纲新闻,樊纲说吧)：当时最兴奋的是西方经济学界，“亚洲终于出事了!”但后来国际经济学界认识到，不光是亚洲的问题，国际组织的行为也有问题。亚洲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在国内体制还没有发展成熟、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时，过早开放了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世界上所有的国际组织、国际顾问们，所有的投资银行、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们，不顾各国的现实情况，不顾国内的体制弱点，在全世界各地“传经布道”所推行的。

　　经济危机出现了，他们指责这些亚洲国家是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不健全。这么不健全，为什么过早开放？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之后，他们不再鼓吹发展中国家越开放越好，而是循序渐进，首先要搞好国内的发展，体制要健全，然后逐步开放金融。

　　问：中国没有被卷入上次金融危机中，似乎很侥幸。但中国对国有企业与金融体系的全盘改革，也受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很大触动。您怎么看中国改革与这次金融危机的关系？

　　樊纲(樊纲新闻,樊纲说吧)：中国1997年、1998年以后发生的金融风险，主要不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金融跟国际有一些往来，但还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体系中。

　　现在国际上老有人问，中国增长那么多年了，什么时候发生危机呢？要搞清楚，中国不是没发生过危机，只是发生了危机他们不知道。

　　第二个，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而言是一顿“免费的午餐”，对我们的警示太重要了。

　　第三个问题，是再来分析一下亚洲金融危机的特点，以对照我们现在。亚洲金融危机跟以前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发生的危机有什么差别？

　　第一个特点，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国内的基础就是“资产泡沫”。给我们的教训是，在防通货膨胀的同时，如何防资产膨胀，如何在产品市场上平稳发展，财产市场、要素市场也需要平衡发展。如果多发货币，货币是会流动的，在产品市场上没有搞出通货膨胀会在资产市场上弄出膨胀。

　　第二个特点，就是亚洲金融危机是资本在全球流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第一次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危机前几年世界上正鼓吹全球化，这些国家也开放了各种金融市场，大量的资本流入流出，发生监管不力等问题。因此，可以说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带来的新危机。

　　我国现在的资本流动性也在提高，今年一季度的一千三百多亿外汇储备的增长，其中九百多亿是资本帐户上发生的。资本帐户的盈余是怎么产生的，很值得研究。过去几年我国在某些市场上的波动，跟外资的流入是有关系的，外汇储备增长中，比较大部分是外贸顺差造成的，但是至少有1/3外汇储备的增长是资金的流动造成的，是别人的储蓄、别人的资本流动。现在一定要对外开放，但在开放的过程中怎么防范资本大入大出的风险？

　　第三个特点是全球性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亚洲危机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发展中国家要加强监管，但全球没有很健全的监管体制。

　　第四个方面的问题，我国现在面临的问题的特殊性。亚洲金融危机时大家的问题是都没有钱，而现在我国是一万两千多亿的外汇储备，外贸大幅度的顺差，同时资本账户大幅度顺差，处于高额双顺差的局面，而且资本帐户还是有管制的，不能自由出去。我国不会发生支付性的危机，但现在面对着新风险，特别是未知的风险。

　　如何应对我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

　　问：中国股市在5月9日首次冲上四千点，楼市依然在节节高。资产市场的强劲表现，是否意味着新的金融风险正在形成？我们该如何防范？

　　樊纲：首先，看得到的风险，就是国内的超额流动性，使宏观调控产生了问题。国际上，要防范将来美元突然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去年人民币对美元是升值的，但美元对欧元贬值的速度比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还快。

　　现在问题的最大特点是，我国身处全球不平衡漩涡的中心。现在美国是7％的经常帐户逆差，我国是7％经常帐户顺差。我国现在处于亚洲供应链的一个中心地位，从韩国、日本进口了高技术、设备、芯片，从东南亚进口了很多原材料、半成品等，到中国来组装；贴一个标签“中国制造”，其实是亚洲制造，但都表现为我国的贸易顺差。这种格局下，面对的贸易保护主义、汇率风险都在加大。

　　而全球不平衡往上说一步，就是全球治理的问题。人们总是在说中国的外贸顺差太多，人民币汇率要变。但汇率是两种货币的事，如果美国不断制造逆差，不断印刷出多余的美元发到全世界，这个“全球不平衡”就总是无法解决。而全世界的货币体系，仍然以美元为中心，是不可兑换黄金的、与黄金脱钩的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下美元不断有贬值的倾向，这样的倾向就是我们面临的风险。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许多是发展中国家以前从没有遇到过的。发展中国家很少出现长期、大幅度的双顺差，就是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都是顺差的局面。我们外贸依存度现在到了80％以上，这在大国中没有出现过；一万几千亿的外汇储备，而且现在看不到头，这在世界上没有出现过。

　　面对这些问题，要推进国际合作，国际也要体制改革。美国人不会同意改变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至少现在出现了欧元，现在还有人在谈论“亚元”。我个人不认为亚元能解决现实的问题，但亚洲国家之间加强相互之间在金融货币的合作，的确有利于地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可以逐步改变世界金融市场的格局。最近亚洲三国在实行多边货币体系方面在加快脚步，是好事。

　　问：要实现我国内外经济的平衡，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

　　樊纲：要防范以上这些风险，实现外部经济平衡，首先还是要去分析内部的缺陷导致外部的风险，这是降低风险的一个基本思路。要推进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但这还不够，还有其他一系列的体制要改革。经常帐户顺差大，对应的是储蓄与投资，这里的基本关系是：储蓄-投资=剩余储蓄=经常账户顺差(主要是贸易顺差)。有人说投资太大，但如果投资不大，外贸顺差就更大了。现在我们想控制投资都控制不了。2007年第一季度，国内的投资在趋缓，于是大家都挤外贸这一块，出口更多、进口更少。因此我们要讨论那个前提性的问题，即储蓄为什么那么多？

　　现在大家一说储蓄高、消费低，都说居民不消费。可是中国居民不消费也不是事实。仔细分析表明，居民的消费率，就是居民自己的收入中拿出来消费部分的比率，这些年基本保持在72％到75％之间，相对稳定。那么储蓄率为什么不断提高？按照GDP来计算，居民的消费率已经降到40％左右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的比重在下降，就是居民的收入在GDP中，尽管也是增长，但比重在下降，谁在提高呢？政府在提高，从10％提高到24％，假定政府有很多社会责任要承担，那24％合理，但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企业未分配利润占GDP的比重在增加，从13％上升到18％，这两年还在进一步提高，会达到20％左右。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70％下降到60％。结果，是企业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现在已经从过去的20%提高到了40%左右，也与居民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重基本相同了。也就是说，这些年储蓄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企业(而不是居民)储蓄的提高!

　　所以，解决现在顺差太大、外部不平衡问题的一个关键，是如何降低企业未分配利润，或者是未分配收入(有些不属于利润，是属于国家的资源收益)，如何降低企业未分配收入在GDP的比重，如何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的比重，减少那个“剩余储蓄”。这是思考外部不平衡的一个重要的角度。不是光盯着鼓励消费，中国人不消费不是因为有钱不花，而首先是因为没有钱，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给居民的钱太少、比重太低。对此，要统筹考虑税收、财政的改革问题，怎么更多的藏富于民，使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更加平衡，而不是就消费论消费、就储蓄论储蓄、就外贸顺差论外贸顺差、就货币论货币，这些问题靠货币升值是解决不了的，内部的经济关系、经济体制要改革、理顺，使经济更加平衡，使金融风险更小一些，否则剩余储蓄老是加大，银行、资本市场都盯不住。要有综合、全面的眼光看待目前的问题，才能防范和推迟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