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科：重拾亚洲金融危机教训

　　1998年，俄罗斯拖欠债务引发金融震荡，影响波及到遥远的巴西；1997年，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亚洲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1994年至1995年，金融危机的狂飙席卷了委内瑞拉、巴西和墨西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战争、洪水、疾病等传统灾害正受到更多的控制，而金融危机却仍然威胁着我们的生活。

　　现代传媒把金融危机的灾难活生生地展现在面前：在墨西哥，中产阶级储户为了提取他们一生的积蓄，徒劳地敲打着银行的大门；在印尼，店主们在雅加达街头的暴乱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韩国和日本，兢兢业业的员工被失业的威胁压弯了腰，关于自杀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在阿根廷，饥饿的市民被迫以抛尸街头的死马为食……

　　所有这些，似乎很远，又似乎很近。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出乎经济学家的意料。东亚、东南亚国家，在1997年危机发生前，一直因为经济高速增长而享有“亚洲奇迹”的赞誉。此时此刻，回顾其他国家遭遇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检视自身遭遇危机的可能与风险，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

　　在总结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教训时，几乎所有人都把金融市场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列为重要原因。直观地看，确实如此。例如，1996年，后来发生金融危机的5个亚洲国家共接受了478亿美元的外国银行贷款，而1997年危机发生后，这一资金流入变成了299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一进一出相差约780亿美元,对金融系统的冲击可想而知。

　　但进一步看，笼统地把金融危机归咎于资本自由流动是没有意义的。正如银行必须保障储户的提款自由，但所有人同时提款就会导致银行倒闭一样；当发生银行挤兑时，我们应该去寻找发生挤兑的原因，而不是把银行倒闭作为质疑提款自由的依据。

　　通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向金融市场化迈进的过程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和监管；二是资本账户对外资开放；三是货币价格(汇率)的自由浮动。这三方面的改革如果次序不当，就会增加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

　　泰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泰国的金融改革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至1991年，泰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加速，基本实现资本账户开放。但那时，泰国金融市场的“裙带资本主义”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政治关系在创立金融企业和安排银行贷款时影响至深。这使得金融资源的使用往往脱离合理的审查与监督。

　　另一方面，在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泰国并没有放开汇率管制。它实行一种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固定汇率制，即央行通过买卖外汇，调节外汇供求，保持汇率不变。这种制度为经济泡沫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起初，外资流入泰国，为了维持汇率不变，泰国政府增加泰铢的供应，用泰铢买入日元或美元等外汇。其结果，增加的泰铢通过银行体系，流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1993年至1996年，泰国的外汇储备从250亿美元增加到400亿美元；住房贷款总额从4700亿泰铢增加到7900亿泰铢；房地产价格上涨了近400%,正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泰国经济当局曾经试图阻止泡沫膨胀。他们在买入外汇的时候，增加泰铢供应，然后通过出售债券买回等量的泰铢，即所谓的“对冲”政策。但这种政策拉高了当地的利率，对海外资金产生了更大吸引力。结果，更多的外资涌入，经济泡沫继续膨胀，直到最后迸裂，引发金融危机。

　　现在来看泰国的教训，它应该在金融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与监管；至少应该在资本账户对外开放的同时，放弃固定汇率。但这一教训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直到今天，中国的金融改革仍然在走首先对外开放市场，同时放松资本账户流动，但坚守汇率不变的道路。

　　在中国，房地产泡沫和政策调控两难已经隐约可见。能否审慎明智地驾驶“经济增长快车”，正是对中国经济学者和经济管理者的严峻考验。

　　（第一财经日报 2006年0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