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精神的需求与供应

　　为什么会产生企业精神的需求？

　　企业精神从何而得到供应？

　　作者简介：赵晓(赵晓博客,赵晓新闻,赵晓说吧)，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企业精神的需求机制

　　大体说来，对于企业精神的需求可能体现在五大方面。

　　一是好的企业精神可以成为企业的“发动机”。企业是人的集合体，人的潜能可能100%的发挥，也可能0%的发挥，还可能是-100%的发挥(如相互争斗导致的内耗)。企业都希望员工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但用什么来激励员工呢？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物质激励。工资、奖金、股权、期权可以说都是这一思维模式下的产物。然而，经济学边际效用定律早就证明，物质刺激的作用一定是越来越差的。因此到一定时候，企业不能光靠物质形式，也要靠非物质形式，如情感、企业精神等来激励员工，为企业发展寻找到新的动力。

　　从中国企业的情况看，最初的人们进企业也许只是为了赚钱，但在掘得第一桶金后，却越来越迫切需要精神动力。长虹提出的“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为何成为一代中国企业家的共同精神诉求，就因为它表达了一种新的精神动力。目前，更多的企业家甚至开始超越爱国主义而走向信仰，试图从宗教这一人类文化的高端去寻找自身以及企业的动力，即是此因。

　　二是企业精神可以成为引领企业行为的“指南针”。企业员工不仅需要激励，而且其行为还需要规范和引领。企业设立完善和复杂的制度，为的就是对员工的行为有清晰的规范。然而，今日的市场瞬息万变，每个人都已成为独立的决策者，要去面对市场的各种变化。因此，靠制度根本不可能跟得上市场的变化，这个时候，企业员工的行为更多要靠企业文化尤其是企业精神的引领。举个例子，农民在海尔牌洗衣机中洗地瓜，结果把洗衣机洗坏了，要海尔退赔。按理，海尔可以完全不管。洗衣机嘛，当然是用于洗衣的，洗地瓜洗坏了责任在你消费者。但海尔也有一定责任，因为它没有说洗衣机是不可以洗地瓜了。这个时候，海尔“真诚到永远”(强调服务至上)的企业精神引领员工接受农民的申诉并妥善解决。更绝的是，海尔在此后，居然发明了可用于洗地瓜的洗衣机，这使得本来可能演变成“公共危机”的事件变成了对海尔有利的喜剧，而其中所仰赖的正是海尔文化的“指南针”作用。

　　三是企业精神可能成为企业员工之间及企业对外关系的“消毒剂”。许多人都看到市场经济好的方面的作用，如价格机制、激励机制、竞争机制，但较少关注市场经济的副作用。其实，市场经济并非完善，除“市场失灵”外，市场竞争也容易激发人和人之间不择手段的竞争。这个时候，如果缺乏强调友爱、公义、诚信、合作的企业精神，企业员工之间及企业对外的关系都可能受到伤害。

　　经济学假设每个人都是追求自利的。但事实上，如果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建立在自利的基础上，企业将不得不被迫安装许多“防盗门(防范性的制度)”来防范员工的背叛或者其他有损于企业的行为，预防可能的损失。“防盗门”虽然能起一些作用，但成本高昂且效率未必佳。因此，用信任的文化与精神去影响新来的员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建“防盗门”的成本，也许是更好的办法。

　　四是企业精神可能成为企业的“心灵鸡汤”，成为企业员工以及社会的非物质满足。人的需求不仅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其中好的企业精神能给企业内部的员工以及企业外部的商业伙伴、社会带来愉悦，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就像是心灵鸡汤一样，而无论是企业内外部的人们其实是需要这样的“鸡汤”并且乐于“消费”这样的“鸡汤”的。

　　五是企业精神还可能成为企业价值的“放大器”。股票市场表明，同样效益水平但不同治理结构的企业，其在股票市场上的价值表现会有不同，其中治理结构好的企业会有更好的价值表现，这可以看作是好的治理结构带来的额外回报或者称溢价。与此相类似，企业精神也具有同样的效应，好的企业精神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市场价值的评估，放大企业的价值。

　　因为有上述五个方面的作用，企业精神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强烈需求。可以说，对好的企业精神的追求，既来自企业内部，也来自企业外部。这样的需求，在经济发展到某一个程度时，企业员工的激励与协调的任务加重时，会变得非常迫切。

　　企业精神的供应机制

　　企业精神的需求如此强烈，那么它的供应又当如何呢？这里，我们借助于产业链的分析来认识其供应机制。

　　从表面上看，企业精神的供应是来自企业。这当然不错！企业是企业精神的最终制造者、供应者。每一个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个性纷呈，企业精神也就带上了强烈的企业个性，显示出强烈的企业差异。正是基于企业不仅是利润创造的平台，企业也是文化创新平台，我一直强烈呼吁人们要重视中国企业在中国文化创新与人格再造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如果我们把精神或文化的创新如同产品创新一样看作是一个具有上下游完整产业链条的工作，我们就会发现，企业在企业精神中扮演的角色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组装者”以及局部创新者的角色，而不是一个完全的创新者。事实上，对于企业来说，它迫切需要从上游基础的精神市场汲取营养。能否从上游获得丰富的供应，对企业精神的有效供应可以说至关重要。当然，企业精神在一个企业生成后回过头来往往又会影响到下游及消费者。

　　企业精神的上游是什么呢？就是教育、文化、艺术以及宗教信仰等各种思想与精神的供应层面。这其实也都是一个个的市场，而且是一个个需要不断创新的市场。如果上游的供应是充分的，良好的，其下游企业精神的构建与创新就会有最好的支撑。否则，企业精神可能会成为无根之木，或者沦为贫乏。

　　但上游的供应如何才能丰盛呢？新一届领导人上任后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指出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不平衡性，比如经济发展快而社会发展慢，工业发展快而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城市发展快而农村落后等。其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中国的改革也是不平衡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经济改革比较快，政治、法律的改革比较慢，而文化的改革甚至更加落后了。不平衡的改革必然带来不平衡的发展，具体体现就是经济改革已经带来极大繁荣，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却导致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明显不足，至于文化改革的滞后同样导致文化与精神创造的贫乏，后两者与经济的繁荣恰成对照。

　　上游短缺是如何影响下游的？在此我不妨讲一个故事。

　　前段时间，一位策划界朋友和中国文化管理的高级官员在聊天中谈到，美国、日本和韩国产品大量地进入中国，往往都伴随着文化产品的先行进入。比如，当年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在中国的热播带来了美国产品潮水般的进入，后来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也带来了同样的效果，而近年来韩剧的热播则直接引发了韩国产品以及美容业的大举进入。这些都是“文化先导、产品进入”的大的营销策划。这位官员的脑子反应很快，他马上提出，能否也将我们的影视作品输出，进而带动中国产品的热销。但我这位朋友说了，千万别。他说，你不输出我们的影视作品还成，你要输出的话，对中国产品带来的伤害绝对会超过好处。原因很简单，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和韩国的影视作品，大都充满着真挚人性，能打动人心，从而让人家对他们的产品产生“爱屋及乌”，而中国的影视作品充斥着阴谋、争斗、仇杀，很容易产生坏的营销效果，人家一看，中国人心地如此之坏，谁还敢买他们的产品呢？

　　显然，这其实并不光是影视作品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能就是良莠不齐的，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强调了争斗与仇恨，所以才在中国的影视作品中得到反映。不过，我同样不想指责中国文化有什么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关键的问题不是指责某个文化有问题，而是要去探讨有问题的文化为什么会出现以及能够长期存在。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缺陷只是一个表面性问题，真正实质的问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供应和创新机制出了问题。

　　我们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基本经验就是让市场自由竞争，从而奇迹般地出现了“来自竞争的繁荣”。商品的繁荣如此，文化的繁荣同样如此。文化的创新不能指望天才，而要指望一个能让天才无拘无束自由创造的市场机制，要靠思想、文化、艺术包括宗教信仰等的自由竞争，才有可能出现“来自竞争的文化繁荣”。只有理解市场竞争的精髓，我们才能清楚，传统上中国文化日渐衰微的根本原因，其实不在于传统中国人，而在于专制政府对于文化与思想供应的高度管制。

　　近期，温家宝总理在作协大会上提出中国也要有“文艺复兴”的话题，从而指明了经济繁荣之后，中国文化也需要走向繁荣的重要方向。但是，除非政府像中国的经济改革那样放松“上游市场”的管制，让各种文化、思想、艺术以及宗教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否则“文艺复兴”的理想仍然难以实现。

　　完整的市场其实是包含产品、劳动力、货币等经济性市场竞争，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等制度性市场竞争，以及思想市场竞争在内的完整市场。而如果缺乏“上游精神市场”的有效供应，中国企业精神的供应就会出现不足，难以走向与需求的平衡。

　　所以，面对企业精神的强烈需求，今天我们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完善企业精神的供应体制，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放松文化、思想、艺术、信仰等无形领域的管制，打开上游通道，以此走向“来自竞争的文化繁荣”。

　　目前，中国的企业正夜以继日地与跨国公司展开激烈竞争，而企业精神的竞争是顶级竞争。然而，如前所述，这一竞争并不仅仅发生于企业层面和产品层面，其实也是一个国家体制与市场和另一个国家体制与市场之间的竞争。从企业竞争的压力看，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迫切需要超越过去20余年的经济与企业层面，进入到更加深层次的政治法律制度层面以及文化思想层面。

　　21世纪的中国改革能够在全领域、全市场上展开，并由此带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