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的精神维度

　　我们从人类历史的遗珠中探寻秘密，从单个企业的发展河流中寻找方向，归纳总结出构成企业精神的主要五个维度。而这五个维度，正暗藏着企业家成长乃至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的精神地图。

　　对不同维度的不同把握与理解，成为企业灿烂与黯然、升腾与坠落的分水岭。

　　■ 文/本刊编辑部

　　企业家精神的五个维度

　　什么是企业精神？

　　按一般的定义，企业精神是指现代意识与企业个性相结合的一种群体意识，它往往以简洁而富有哲理的语言形式加以概括，通过厂歌、厂训、厂规和厂徽等形式表现出来。

　　但这样的概括显然并不能代表它的真正内涵。

　　所谓现代意识，本身是一个玄虚的概念。在今天的商业世界里，也并不是只有“现代”才能生存和发展，无数案例证明：那些传统的、民族的、复古的甚至被归属于夕阳产业的企业，甚至可能生存得比前卫的、时尚的、领先潮流的企业更好。

　　没有一个企业家和企业没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单纯个性已经成为泛黄的历史标签，那些被简单文字固化的所谓企业精神，往往只存在于企业办公室的墙上。

　　那么，我们要诊断的企业精神究竟是什么？

　　在我们看来，企业精神首先是一种符合社会伦理要求的价值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企业是一种社会公器，企业甚至在今天已经成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之一：绝大部分家庭里的绝大部分用具都来自于企业，世界上最主要的人群构成了企业这个最大的组织……因此，企业精神的内涵，不可避免地要承受社会伦理的检验。

　　其次，企业精神是企业家理想与价值观在企业里的真实体现。没有一位企业家会承认自己没有理想、价值观，但是，被社会伦理所接受的价值观与企业家发自内心的理想是否能融为一体，企业家的内心理想是否与企业追求利润的本质相吻合……重重矛盾之中，企业精神往往被无情地误读。

　　我们从人类历史的遗珠中探寻秘密，从单个企业的发展河流中寻找方向，发现组成企业精神的主要维度包括政治精神、工业精神、商业精神、社会精神、人格精神。而这五个维度，其实暗藏着企业家成长乃至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的精神地图。

　　大多数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成长历程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从最初的谋求生存，“不断被命运选择”，到选择一个能赚钱的行业，开始进行原始积累——生存本能和狭义的政治精神在此阶段相应比较突出；积累一定的经验、人脉、资源之后，企业开始谋求效益的持续增长和利益的最大化，根据所走企业路径不同，工业精神和商业精神分别得到演绎；企业持续成长，具备了相当的抗风险能力之后，开始考虑品牌塑造、回报社会，在此阶段，社会精神相应突出，政治精神也进一步发扬；企业发展到最后，企业家人格理想与企业的长远目标完美融合，形成自我实现，达到人格精神阶段。

　　实际上，企业精神五个维度之间并不能截然分离，每种精神的外延都可以无限扩大，乃至包容整个企业精神。但是，为了更深切地诊断企业精神，我们不得不把它的内涵固化在通俗的范畴里：

　　政治精神：商业即政治，企业的存亡与发展和政治体制、政府公关甚至官商关系息息相关；

　　商业精神：以效率和效益为基本出发点，追求组织（股东）利润的最大化；

　　工业精神：以组织的持续成长为基础思维，通过对产品及服务的持续改进，保证组织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具有可持续的增长性；

　　社会精神：通过回报社会、反哺社会，使组织及领导者能赢得社会伦理的认可，同时使领导者获得内心的满足与自我实现；

　　人格精神：组织理想与领导者个人理想高度融合，不以单纯追求利润为目标，通过合乎社会伦理的商业逻辑，在保证组织持续成长的同时，满足领导者兴趣爱好、个人理想的极大充实。

　　五个维度互相交织缠绕，对它的不同把握与理解，成为企业灿烂与黯然的分水岭。而每个维度，都曾经给一些企业带来炫目的辉煌，也都曾经野蛮地卡断了一些企业的生存之脉。

　　政治精神

　　政治情结是中国企业最初承载的精神支柱。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至少在建国以前甚至到改革开放之初，政治因素都是企业生存发展无法逾越的天堑。

　　中国是一个讲政治的国度。企业生死，许多时候缘于与政府关系的远近、与具体官员的亲疏。胡雪岩之所以至今被企业家推崇，在于他对政治天气的准确揣摩，对与政府官员间距离的精巧把握。但现在，官文化与商文化正在发生激烈撞碰与精妙博弈。

　　企业家对政治精神的追求，首先体现在不能政治幼稚、不辨大局，不能去对抗政府。但是，企业毕竟不是政府部门，不能完全代替政府，不能以政策和目标的实现为己任。企业是经济单位，需要利益优先、效益优先，它只能通过提高自身效益，才能为社会作出自己分内的贡献。

　　许多企业家对政治精神的理解，是要像胡雪岩那样从容周旋于官府势力，背后则是金钱寻租、利益合谋。其实，靠搞定政府来搞定市场的企业非常脆弱与危险。随着政府的职能转化，政企关系、官商关系正在发生微妙而巨大的变化。

　　王一江教授提出：“政府需要的是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这些都得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这意味着，政府最需要、最倚重的，是成功的企业！政府在资源和政策上都会向成功的企业倾斜。因此，获得政府资源和支持的第一诀窍是要办好自己的企业，使之成为成功的企业。成功导致更大成功。”这就是说，其实一个企业承载着政府（或许是中央政府，也或许是地方政府）的希望与重托，也承载着官员的政治前途。

　　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有这样的感受：“从企业创立之初，皇明公司的主要力量就不是去与某个领导人搞好关系，让某个人来决定企业的命运，这样风险很大。企业命运与地方政府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衰俱衰，对企业而言是最大的安全。因为企业可能破产，但城市从来不会破产。”德州原来的城市名片是扒鸡，现在变为了太阳能。在草创时期，黄鸣也遇到过来自底层行政部门的很多阻力。但随着集团的快速发展，他极力向地方领导展示太阳能产业发展的方向、皇明公司的大好前景。当德州政府看到太阳能产业发展很兴盛，希望其能够更快成长为地方支柱产业，就开始了政企关系更高层次的策划。

　　企业一旦与城市牵手，就可以调动城市的很多资源来促进企业发展。企业发展遇到大的困境时，政府也不会坐视不理。政府支持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可以展示他们的执政能力，积累他们的政绩和资本，实现他们的社会价值。当企业需求与政府需求一致时，企业就成为了政府及城市发展强大的支持者，没有不成功的。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冯仑新闻,冯仑说吧)把讲政治理解为听党的话，他发现不管政策怎么变化，以万科为代表的一类公司总是受益的，因为他们是几年前就按政府的要求，来做自己的规划战略和服务。这其实也是王石一直的理念：“如果出现一个政策的变化，对行业都是问题，对万科如果不是问题，那不正常；如果只对万科是问题，那万科就有大问题。”所以冯仑说，听党的话，照政府的要求把工作做好，同时也会在商业上受益。

　　此为政治精神之精髓。

　　工业精神与商业精神

　　去年以来，自从格力总裁董明珠将格力与国美的交恶根源，拔高到工业精神与商业精神的层面之后，中国工商界引爆了一场空前热烈的大讨论：是需要商业精神还是需要工业精神？

　　根据业界的归纳，我们可以勾勒出目前人们心中认为的两种精神的大致轮廓。

　　商业精神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通过榨取上下游企业的利润空间、肆意炒作，用侥幸与投机来攫取短期利益，不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目的。功利成了商业时代种在人们心中的病毒，人们开始只注重结果而不问过程。价格战、同质化、产能过剩等不良现象，均因商业精神的泛滥而来。

　　工业精神的特点是，重视理性，重视实业，重视科学，重视“合理谋利精神”和艰苦奋斗，重视人力资本，重视法治，重视树立经济伦理意识，重视创新。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钟朋荣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工业精神’包括专业化精神、务实精神；追求效益第一，而不是规模第一。”

　　不难看出，舆论的倾向明显地一边倒——工业精神必须取代商业精神，中国企业的做大做强才有坚实的基础。商业精神被批驳得一无是处，工业精神则成为完美的正统。

　　现实舆论其实有两个误区：其一是将两种精神的平行交融关系误认为是非此即彼关系，必须要谁来取代谁；其二是概念和范畴模糊，以部分商业企业的行为标准来概括商业精神，以部分商业企业与工业企业的博弈关系，将商业精神与工业精神设置为一对天然矛盾体。

　　零售企业滥用销售终端优势地位，损害供应商合法权益的现象在当前确实广泛存在，但这仅仅是狭义、变形的商业精神，或者说是无序的商业竞争行为，我们并不能因噎废食。

　　工业与商业是社会价值链上的两个重要环节，是原材料到产品继而到商品出售的主要创造者和实现者。所谓工商不分家，两者的行动指南虽因社会分工不同略有小异，其本质也是一致的。那就是“你的价值取决于你给客户带来的价值，一切企业行为都要以客户为本”。

　　从深层次来看，商业精神同样包含着工业精神的内涵。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也好，专业化的务实精神也好，同样是“为客户服务”的价值体现。只是两者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工业精神强调技术创新，商业企业侧重于服务创新。

　　我们认同工业精神概念的提法，但对于工业精神的内涵，似尚有需丰满之处。机械制造业以技术为核心，技术制胜是所有企业的生存依据，技术创新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流，科学管理是其支撑，绩效导向是肯定的，但缺乏人文的技术理性也同样是没有持久竞争力的。现代工业管理已远非“铁人精神”时代可比，埋头苦干、过度理性将导致管理的天平倾向于科学的精神，而忽视人文的精神。

　　另外的问题还在于：商业精神难道就仅仅在于冒险与投机，仅仅在于贪图财富，商业精神就意味着暴富与浮躁吗？中国每年成千上万项专利，有几项是成功市场化了的？这难道不是商业精神缺乏的例证？市场竞争日益惨烈，即使将铁人精神发挥到极致，没有机智的商业头脑也很可能会徒劳无功。

　　德国企业对工业精神的执着应为中国企业的榜样，他们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即便是低层次的工人也不把自己看作挣钱的工具，而是一个创造自身工艺的体现。他们的商业精神则体现在产品开发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市场营销以功能诉求为焦点，售后服务以客户便利为前提。这是两种精神高度融合的结果。他们数量很多，规模不大，几代人专注于一个产业，不张扬，做“隐形冠军”。中国企业都在争做500强，他们是争活500年。

　　中国企业奔跑得太久，没有时间容他们静下来思考太多：在商业社会里，工业精神与商业精神同样重要。其实将董明珠的话“注解”一下或许更好：真正的商业精神其实是在各个环节利益的最大化和各方的共赢，类似国美那样追求某个环节或是自己利益最大化只是短视和自利，单纯商业精神的泛滥并不能带来经济的繁荣。只有依靠工业精神的回归，才能使真正的商业精神回到本源，从而成为企业经营之魂。

　　社会精神

　　社会精神的实质为社会责任，但往往被片面理解为慈善。

　　2007年4月11日，胡润(胡润新闻,胡润说吧)的慈善榜和企业社会责任50强同步推出，凸现出社会责任和慈善在主流人群中对等地位的同时，也清楚无误地传达了一个信息：社会责任与慈善并非一回事。

　　将社会责任与慈善简单对等是一种扭曲，同样还有另外三种扭曲：一是道貌岸然。各种各样的会议开了，各种各样的豪言壮语也说了，神清气爽地回家倒头一睡，就把自己揽下的社会责任抛到了九霄云外；二是不务正业。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就认为在自由社会仅存在一项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使用其资源和从事旨在增加利润的各种活动，而过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有悖于自由的，并将被政府、社会所奴役；三是竭泽而渔。有些企业家理想色彩过重，在穷人的眼泪中迷失了自己，倾囊相授的结果是让自己也一贫如洗。

　　当企业家具有强烈社会责任的使命感时，他事业发展的动力就不会因为财富的膨胀而满足，也不会为了利益的驱使而违法乱纪。抛去那些简单化、模式化的社会责任表述，企业家们需要一种怎样的境界去构建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呢？

　　一、公民意识，即具备一个企业的基本功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企业公民。作为企业来说，它有义务对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提供更多的信息，讲究诚信，尽可能地减少成本，保持合理的价格等。而不是因为利益的驱使，制造毒奶粉，添加苏丹红，或者夸大产品效果，对客户推卸售后责任等。企业的存在是满足客户的需要，而不是靠欺骗和违法骗取钱财。

　　二、内部和谐意识，即善待员工，对员工负责任。西方社会最早提出社会责任的概念就起源于劳资矛盾，而当今中国所谓的“血汗工厂”、“吃人煤矿”等也使劳资矛盾凸显出来。一方面跨国企业以社会责任标准作为采购条件对中国企业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企业也有责任主动地减少这种矛盾冲突，避免激化，为员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中国杰出雇主”阿里巴巴的马云认为，员工工作的目的不仅包括一份满意的薪水和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也包括在企业中能快乐地工作。他认为阿里巴巴最大的财富就是人，不快乐的工作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三、善待社会的意识，即主动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升级产为结构，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也许一个企业可以满足客户的需要，可以善待员工，但是却经常激化社会矛盾，浪费资源，污染严重，进行简单的恶性竞争，那么这样的企业依然算不上真正承担了社会责任。

　　四、将社会责任植入商业模式里，这既包括以推动公益项目持续发展为目的，也包括直接以公益为诉求的企业精神。

　　被评为“最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亿利集团，其董事局主席、总裁王文彪曾放弃前程似锦的仕途生涯，只身来到盐碱硝混生的露天湖——哈拉芒奈湖，承包了濒临倒闭的杭锦旗盐场。通过大规模的资本下乡，直接拉动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可以实现工业与农业、农户与企业的结合，同时也增加了当地农民的就业和收入。

　　而曾经在商界叱咤风云的女强人——吴士宏则走出了一条别样的路。从一名勤杂工到微软中国的第一位本土总经理，最后成为TCL的常务董事、副总裁，她演绎了一段经典的“灰姑娘”的经历。但从2003年开始，她怀揣价值数千万的TCL股票从人们的视线中淡逝而去，到2006年夏天，吴士宏带着两本译作——《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和《穷人银行家》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从对公益事业的偶尔一次“玩票”，到触动真情，再到倾心投入，吴士宏完成了从商人到社会企业家的蝶变。人到中年多冷静，但她却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的偶像和执著的追求，那就是孟加拉的“穷人银行家”尤努斯以及他所秉持的以企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理念与实践。

　　人格精神

　　企业家成为企业的领导者，不仅仅体现在行政方面，能否成为员工精神上的依托和感情上的汇聚中心，才能真正激发员工队伍承担“挑战性”工作的热情，做出创造性的奉献。只有企业家具备了相当强大的人格精神，才能真正得到员工信赖，受到员工的尊敬。

　　但是，人格精神并非简单的个人爱好、个人理想，更非简单的企业家品德。从企业精神的五个维度看，人格精神无疑处于企业精神金字塔之顶，基本涵盖和超越了前四种精神，同时也以前四种精神的实现为自我实现的前提。而从企业生存发展的角度看，起正相关作用的人格精神，必须具备两个限制条件：

　　一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个人爱好、理想和价值观。换句话说，是企业家真实内心价值观的外在表现。没有一位企业家会承认自己没有远大的理想，但是，具体表现出来的，往往是粘贴在办公室墙上的干瘪口号。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出现了相当一部分“会议企业家”，他们在企业做到一定规模，管理进入一定规范之后，开始热衷于四处演讲，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论坛，把自己的经营理念（其实是概念）、远大理想（其实是口号）、社会责任（其实是政治投机）套上人格精神的外衣展示给世人，这样的企业家具备了人格精神吗？

　　在很多企业里都会看到这样的老板：面对员工口惹悬河地大讲要对企业忠诚、每个人都要承担社会责任、要关注民生，或是滔滔不绝地描绘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的美好蓝图……但在实际的经营管理中却判若两人。自己吃喝嫖赌花天酒地，却任意拖欠员工工资，经营短视行为严重，这样的企业家，具备了人格精神吗？

　　登山是“不断被命运选择”的王石的人格标签。在不同场合，总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登珠峰的做法令人佩服，但作为上市公司董事长，这样的做法对股东负责吗？”王石的回答是：“不能因为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就没有个人生活。”但同时，他也一直在考虑如何规避投资者的风险。答案就是尽可能增加透明度。尽管登山是个人生活，但由于这项运动的风险性，仍可能会影响公司股票的行情，所以，王石决定让自己的行为尽量透明，让股东知道这些情况。

　　毋庸讳言，王石具备了强大的人格精神：他有极强的政治敏感度，不缺政治精神；他执着于把万科打造成中国最好的房地产商，要造中国最好的房子，不缺工业精神；他把万科从一个小小的产品代理商做成了沪深两市房地产上市公司第一名，不缺商业精神；他不行贿，注重员工回报和回报社会，不缺社会精神。然而，除此之外，王石人格精神的实现，还有三个要素至关重要：一是真实；二是符合社会道德标准；三是有驱动企业不断成长的商业模式，使之在实现个人理想、爱好的同时，能对投资者、股东和员工负责。

　　真实是企业家人格精神的基础，只有真实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才能使企业家获得真正的内心满足和自我实现。只有真实的理想与企业的融合，企业家才能够心胸坦荡、宽容待人，胸中装得下五颜六色的事，容得下各种各样的人，甚至在必要时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

　　符合社会道德标准是企业家人格精神的外部条件，王一江教授总结美国精神是一种对财富的贪婪追求，但是，这样的精神内涵在中国社会伦理中是无法接受的。王石就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不患寡患不均”是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社会也向来有种仇富心态，个人突然有了钱，会把自己摆在一个不利地位。名利之间只能选择一项，要干事业只能两袖清风。

　　成熟成功的商业模式则是企业家人格精神得以发扬传承的保证。企业家人格精神是以企业为载体表现出来的，缺乏了企业的持续成长，企业家人格精神也就无从谈起了。

　　企业家的价值观直接影响和维系着整个企业精神。人格精神不只是企业家的活力意志和创造力，更是这样的一种境界：企业理想与领导者个人理想达到高度融合，组织并不单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而是通过合乎社会伦理的商业逻辑，在保证组织持续成长的同时，满足领导者兴趣爱好、个人理想的极大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