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大学运动与大学精神（上篇）

　　·编者按·

　　大学是现代文明崛起的前提。近代以来所有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大学的积极作用。但大学唯有独立和超越才能具有生命力，从成立于1088年的博罗尼亚大学到1810年的洪堡大学都见证了这一轨迹。

　　中国从20世纪初大学运动仅仅昙花一现，这值得我们民族深思。在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21世纪，我们应重建逝去的大学精神。

　　5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百年校庆的贺词中说，“一个民族多一些经常仰望天空的人，这个民族就大有希望；而一个民族总是看自己脚下的一点事情，那她很难有美好的未来。”鼓励青年学子要“仰望天空”。这一勉励是对我们的鞭策。去年8月7日，本报研究评论版刊登了华中科技大学姚国华先生的《一个民族需要关注天空的人》，文中姚先生提出，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一个民族要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而不能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

　　本期我们继续发表姚国华先生的文章，剖析中国20世纪初的大学运动和一个世纪来中国大学的发展轨迹，这将会带给“大学精神”讨论更多的思考。文章分两期刊发，是为之一。

　　20世纪中国大学运动与大学精神（上篇）

　　姚国华

　　重做大国，一直是我们这个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的梦想。然而，大国崛起的关键在哪里，是兴办实业，还是革新政治，是加强武备，还是振兴教育，这在中国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无所适从的问题。

　　源于欧洲的现代文明是社会化的人工秩序建构的结果，它需要有超越性的理性思维和专业化的探索研究，区别于传统农耕文明对自然生态秩序的依赖，后者只要凭直觉经验就可以维系。因此，大学是现代文明崛起的前提。近代以来所有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大学的积极作用。

　　中国的现代进程没有一个独立的文化运动作为思想准备，只是在外力的压迫与推动下走救亡图存的道路。人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依据自己的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而是看现实有什么需要，尤其是西方的强者怎么做。因此，中国即便是办学，也是要服务于具体的现实需要，包括后来办起的大学主要是照搬西方既定的智慧来运用，缺乏独立的学理研究。

　　20世纪中国大学运动有两个高峰，一是蔡元培掌校的北大独立于社会政治与经济力量，开创了现代大学精神；二是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成为国难当口民族文化的支柱。两者对于现代中国的实质性推动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它们在百年中国的历史上都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在平常时期，超越的大学文化在功利主义和政治权力的压迫下难以生存。

　　蔡元培还曾经尝试建立独立于国家行政体系的大学制度，实现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彻底摆脱官本位对于学术超越性的扼制，其意义是深刻的。可惜由于官本位的惯性作用，这一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

　　更具现实意义的两所“准大学”左右了20世纪中国命运，这就是黄埔军校和延安抗大，它们先后各自培养了一个有救国理想的青年精英群体，成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但这只构成一时的文化动力，一旦失去生命的活力而僵化，这是中国容易陷入而必须走出的陷阱。

　　1 近代中国没有主动建立大学

　　中国早有传统意义的大学，历代王朝都有太学一类的官方学术体系，还有发达的科举取仕制度，民间还有不随王朝更替而存在的书院体系。它们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一直是华夏文明传承的文化中心。然而，这古典的大学文化只是与农耕文明相适应，无法孕育现代工业文明。而且，正因为这种传统文化体系的高度发达与成熟，从来没有受到过强大的外部文化力量的挑战，当中国受到西方近代文明全面冲击时，人们虽然在现实生活的外层表现得越来越躁动，但越是具备深厚学识的精英，越是难以摆脱传统文化的沉重包袱，在文化的深层展开的反思与应对非常迟钝。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就被迫打开，但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外来现实压力，中国直到1860年代才开始主动改变自己以图自强。然而，这场洋务运动也只是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出发，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尝试着在工具和器物层面引进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却并不改变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思维方式。这时人们还对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抱有完全的自信，他们需要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而已。

　　因此，洋务运动并没有建立现代意义的大学，只有为接受西洋器物服务的人才培训，诸如翻译西方语言的同文馆，培训西方技术的船政学堂、矿业学堂、工艺学堂、医学堂等等，以及培养军事人才的武备学堂。

　　只有当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相互的交往与冲突日渐深入，才有人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中国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与西方现代的物质文明并不能直接结合，因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与技艺，是以深层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决定的。西方的器物与技术建立在特定文化基础上，这就是近代科学体系。用严复的话说，一个文明的体与用是分不开的。西方文明的背后有它无形的文化基础，单纯的器物与技艺，只是一些碎片而已，构不成有生命的文明体系。

　　1872年到1875年，清朝政府派遣四批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表明当时已经有人看到，系统地、深入地了解西方文明全貌的必要性。然而，这一努力很快在保守势力的反对下失败。1881年，中国这批留学生却被全部召回。其他零星的留学派遣大多是技术性的，他们回国后大多并无很大的用武之地。而这时，日本留学生们早已全面执掌国家的发展进程。

　　1894年甲午战争中，中国直接从西方引进的技术装备体系被东洋小国日本打成全军覆没，正式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1898年戊戌变法，一系列政治变革启动，京师大学堂这一现代大学的雏形也正式诞生。然而，它是官办的，完全依附于朝廷，服务于王朝的政治目的。因此，尽管它是戊戌维新失败之后仅存的硕果，但它迟迟没有成为超越社会利益集团之上的文化特区，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术体系，学生大多富家纨绔子弟，抱着升官发财的目的混文凭，却无心求学，因此仍不能算真正的现代大学。

　　2 大学文化缺席导致中国现代进程步履蹒跚

　　大学至今在国人心目中是一个实用性的社会机构，一个仅仅是训练未成年人并给予其文凭资历的机构。然而，它对于现代文明的意义远远不只是工具性的，它应当是一个现代国家的灵魂，是一个民族整体觉醒的标志。中国近代历史并没有独立大学的存在，也就没有建构现代文明所必须的文化准备，这就决定了中国走向世界化的道路一再被动，总是被时事推着走，人们总是在应付各种燃眉之急，心中并无理性的共识和长远的战略。

　　西方文明的冲击直接呈现出来的就是坚船利炮，让国人误以为西方强大的原因就是器物文明，却不知道它的背后是一种必须由体系的大学教育才能获得的理性思维。两千多年来政治本位的传统，造成全社会上上下下对于政治权力的依赖和迷恋，人们改变现实的所有诉求最终都寄托于政治权力，却无法通过现代文化的建构，形成现代公民社会的共识。

　　因此，无论是实业救国，还是制度变革，没有现代科学和契约精神的内在支持，就脱不出传统文明的窠臼。虽然亦步亦趋地与西方现实妥协，甚至主动接轨，但人们没有自由的精神、悠然的心态来创造一种全新的文明秩序，这样，营造出来的只是一些急功近利的设施，并不具有生命力，而表面上务实的制度变革，总是陷入为恶性的权力缠斗中。而且，越到后来，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人心越来越浮躁，道德越来越沦丧，自主改变的从容没有了。于是，这样一个数千年的文明只有走向全面崩溃。

　　世纪之交，庚子之变等一系列深重的民族灾难动摇了几千年传统的基础。1902年颁布壬寅学制，次年再颁布癸卯学制，形成中国最早的近代学校体系，1905年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一批以西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兴起。然而，这些努力根本不足以培养一代新文化的精英，只是听任传统文明的一再腐朽，西方现代文明却始终无法把握。直到王朝的政治终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崩溃，但在缺乏文化认同的社会里建立的新政权本身是脆弱的，不可能有所作为。新政府颁布了带有革命色彩的壬子－癸丑学制，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整个民族远没有走入一条健康的发展轨道。

　　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写信给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办教育。他说，中国正面临一次革命，哪个国家能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它就能因此而获得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也就是说要通过知识上、精神上的影响支配中国未来的领袖。1911年建立的清华学校作为留学预备学校，便是要成为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

　　与此同时，外部挑战也激励着内部的有识之士展开关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讨论、思考与实践。梁启超、严复等人主张中国走培养“新民”、“教育救国”之路，他们认为，人的改变是第一位的。兴办实业也好，暴力革命也好，移植西洋经济和政治方式，如果没有国民素养的提高，都只是“淮桔为枳”，治标不治本。新文化运动更是主张文化的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关键。胡适认为，国家可以没有军舰，但不能没有大学；鲁迅痛感医治国民的精神疾病比身体疾病更加迫切，毅然弃医从文，旨在“立人”。

　　3 找不出第二个蔡元培

　　北京大学成为真正的现代大学，是1916年底在蔡元培的全面改造之后才实现。而正是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一代社会精英的觉醒，构成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分水岭。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的真正接生婆不是有“大炮”之称的革命家孙中山，而是树立现代大学精神的北大校长、一介文弱书生蔡元培。

　　蔡元培也曾组织过光复会，加入过同盟会，但他在政治前线冲锋陷阵不多，思想也没有进入意识形态中心。他曾在德国大学研究教育，深受现代教育之父洪堡的思想影响，回到中国后主持北大的改造。

　　蔡元培认为，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大学是人格养成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摇篮，是理性和良知的支撑，但不是道德楷模，不是宗教之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

　　他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大学不同于各专门学校，需要研究高深的学理，为各专业学科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他说，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20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智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教育有隶属于政治者，有超轶乎政治者，前者是专制时代的产物，后者是共和时代的产物。知识分子要开辟自己的领地，发挥影响力，不依赖于政治，不顺应当权者，切断大学文凭与国家俸禄的等同关系。

　　他强调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容纳丰富而多元的人类智慧。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他认为，大学是社会的特区，文化建设的实验场。他在北大倡导进德会，戒酒，戒赌，戒嫖，培养正直的德行。学校的腐败，是因为把求学当作做官发财的手段——许多人为了将来做官，多选择法科而不重视文科和理科。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的栋梁，但不是做官吏、议员；要在社会堕落、政治腐败的浊世中做伸张正义的清流之士，做勇敢的人，与敝俗奋斗。

　　他以兼容并包的原则治校，延聘当时各路不同倾向、不同主张的文化精英荟萃北京大学，有传统的，也有反传统的，有受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及苏俄等不同国家文化思潮影响的学术名流，很快形成全国文化中心，把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运动推向最高潮。多元的文化杂合看起来充满矛盾、争执乃至冲突，但正是这样才产生真正的文化创造力。

　　胡适曾转述美国哲学家杜威的话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不过，在我看来大学对每个民族具有普遍的核心作用，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就是某种意义的大学校长，何况中国也有孔子代表的古老的教师传统。各近代国家尤其是快速崛起的国家如日本、以色列也不乏大学作用突出之例。我想，杜威是针对大学演变的常态而言，而近代中国并不处在常态。

　　4 文化独立淹没在政治功名之中

　　蔡元培在中国也遭遇到特殊的尴尬与失败，这也使得国人至今普遍超不出政治本位，看不到他作为20世纪中国的最高精神领袖的地位。

　　他主张大学应当与现实的政治保持距离。胡适也曾发誓，三十年不谈政治。然而，他们开创的北大却很快在五四运动中陷入政治的旋涡里。作为北大校长，他还苦口婆心劝学生回校上课。然而，国家与民族内外交困的现实，已经紧迫到令青年学子和大学教授难得安心于书斋的程度。实际上，这场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后来被人们混为一谈的五四运动，真正的新文化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就夭折，普遍高涨的政治激情淹没了超越的理性精神和学术探索。此后，蔡元培在北大校长职位上的实际做为也中止了。

　　1927年，蔡元培试图在南京政权的既定政治框架内，主动与蒋介石合作来实现他“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的理想。他主导全国教育改革，实行法国式的大学区制，建立中华民国大学院，名义上与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院平行，直接领导全国多个大学区以及中学区，分别管理中央和地方学术与教育的行政及立法事务，同时取消中央及地方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又设中央研究院，各大学区也分设自己的研究院，分别作为全国及地方学术研究机构。他还要求教育经费独立于军政费用之外，以特定税种征收，通盘划入大学院，从而保障教育和学术的独立。

　　文化、教育、科学机构独立于国家政治体系之外，完全成为学术化机构，以摆脱官僚化的控制，这其中的深意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民族缺乏独立于政治权力之上的文化体系，知识精英们无法达成理性的认同，不能建立学术本位的共同体，整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就难以实现。

　　然而，这一尝试只做了一年多又失败了。为什么？中国社会的官本位其实并不全在当权者，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人格也同样缺乏超越政治功名和入世情怀的文化独立，文人之间为争夺世俗资源，容易形成文人相轻，师徒单传，宗派（而不是学派）林立，却形不成普遍的学术共同体。换言之，即便当权者给你自由，让你独立，知识分子也不见得能自立。大学院的改革马上遇到太多始料不及的困难，各个学区之间为名份而争吵，各大学也为各自的名份和归属争吵，中学与大学经费分割发生冲突，大学院管理全国教育文化事务同样会产生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学阀作风。

　　西方文化为什么能相对独立于政治呢？第一，另有现实生活的基础，这就是工商业的生产方式，人们有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第二，人们还有内心世界的基础，那就是普遍认同的宗教信仰与理性精神前提下的人格独立。大学文化虽然整体上与工商业生产方式是相一致的，但它又是人们理性精神的长期积淀与发挥而成的相对独立的文化象牙塔，容纳众多学者们独立的学术追求与自由的探索精神。他们以追求智慧为快乐，没有生存的焦虑，不太在乎世俗的权力与金钱。在中国，这两方面都缺乏。

　　蔡元培认同西方大学的独立，但他反对全盘移植西方，尤其反对把宗教引入大学，认为在中国不需要，也不可能普及宗教。他主张大学只把宗教作为学问来研究，而不允许参与传教活动。他指责西方传教士通过教会学校，“用种种暗示，来诱惑未成年的学生，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

　　问题在于，西方大学的独立本身与教会是有渊源的，是宗教信仰给予了大学的知识精英们独立于政治的人格基础。那么如何形成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的文化人格呢？蔡元培转向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找依托，他主张以美学代宗教，以纯粹的美育陶冶人的感情，培养高尚的情操。“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的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不因见小利而失节堕行，不因挫折而颓废以至厌世，使人具有远大的抱负和进取的精神。他认为，教育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主张把德、智、体、美并列为“四育”，倡导音乐、绘画、书画等艺术活动。

　　的确，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对于中国传统文人决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还是人格理想的美学寄托。如果说西方知识分子基于神性的普遍认同，那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则基于诗性的个人关怀。后者能否真正确立中国的现代学术精神支柱呢？诗性的人格更倾向于对不确定的感性世界的直观，在变幻的世界背后追求人生的意韵，这显然不同于现代文明要把握确定的理性规则，掌控客观进程。如何衔接，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5 “准大学”的历史

　　蔡元培主张的“超然人”教育是追求远效的，独立于政党，以防一种特别的群性去抹杀个性。但是，这在中国难以立足，结果，政治化的“准大学”还是成了历史的主角。

　　1919年的五四学潮爆发后，第一轮大学文化运动的精英们分化或汇入国民党、共产党及知识分子三支力量，形成几脉大学及准大学运动。

　　黄埔军校及以后的延安抗大，与一般意义的现代大学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它们又与大学极其相似，都是中国现代社会整合的文化生长点。因此，我称它们为“准大学”。它旨在为社会革命确立文化认同，这种意识形态文化不是基于学理，而是基于信念与立场，讲究现实效果。它能直接鼓舞青年人的革命精神，激励他们积极进取、献身理想，为革命提供原动力。它代表一种新的价值理想和道德标准，凝聚和包容不同的力量，超越个人物质生活，小集团的利益，以共同的原则，整合为统一的集体。

　　无论是黄埔军校，还是红军大学、延安抗大，学习时间通常都只有几个月，至多一年，其间随时要作战或生产。因此，教学只是灌输，学员们生吞活剥一些知识概念，直白地理解一些抽象原则，重要的是把它与个人经验结合起来，形成对于个人利益和当下生活的自觉超越，建立人与人之间共同的语言体系和行动原则。这种政治军事学校把大批知识青年有效组织为统一的政党，成就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迅速崛起。

　　孙中山一生奔走革命，他所建立的会党组织都没有成气候。辛亥革命的结果也是军阀割据状态。在他屡战屡败，几乎一事无成之际，获得列宁启发和帮助，着手以三民主义的信仰为核心，将国民党改组为意识形态化的政党，并建立黄埔军校，通过社会教育来培养革命者的精神。

　　1924年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说：我们今天开这个学校，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根本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完全仰仗于三民主义旗帜以及黄埔军校这笔政治文化遗产，掌握国民党迅速崛起于军阀之林，成功地统一国家，并展开大规模的建设，还挺住抗日战争。黄埔“校长”的尊位，赋予他的政治权力以精神权威，赢得学生集团的无条件服从。但由于政治利益逐步取代政治信仰，文化内涵日渐僵化，最终被打败，1949年后退守台湾一隅。

　　然而，这种“准大学”由于政治与文化一体化，文化服从于政治，不具独立性，会失去自己的深度与活力，沦为浅薄的经验主义与僵化的教条主义，一步步变成官僚化权力斗争的工具。

　　(作者任职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