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脚底下“走”出的生意经

　　　行万里艰辛路创万贯富民财

　　用什么样的褒奖之词来形容浙商这一特殊的企业群落应该都不为过。

　　20世纪80年代以后，浙江商人作为一个中国经济的独特现象，慢慢地为人们所瞩目。陈天桥、鲁冠球(鲁冠球新闻,鲁冠球说吧)、徐冠巨、丁磊、宗庆后(宗庆后新闻,宗庆后说吧)、马云、南存辉、杨元庆……在这些声名远扬，在商界如雷贯耳的名字的背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背景，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浙江商人。

　　有一点已毋庸置疑：浙商是当今中国人气最旺的创富商帮，浙商已经成为全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创业群体。

　　浙江人似乎天生就是经商的料，这一点被许多经济学家所认同。经济学家焦新望曾经感叹于浙江人的经商意识，他说：“浙江人的经商意识是渗透到骨子里面的，即使是菜市场上卖菜的年轻人，也从未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谋生活费的小贩，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经商，是在做经理，甚至有名片、有手机。”

　　浙江企业成功的关键是由于浙江商人天生有着一种经商的能力资源。浙江没有良好的工业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没有大规模的外资投入，但浙江众多小企业、个体户的模式，却给浙江人提供了高出内陆人几十倍的经商机会。浙江商人在这种锻炼中，资本积累很快，这使得浙江商人在观念、行为上都走在了别人的前面。

　　浙商走到哪里，哪里的商业就活跃起来；浙商聚到哪里，哪里的经济就繁荣起来。浙江商人已经成为各地最受欢迎的人群之一，并成为中国财富的一个符号。知名学者余秋雨说：“中国最健康的经济群落就是浙江经济群落。浙江经济已进入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教科书里，就算是再远的土地上都能找到浙江商人的脚步。”

　　许多人在感叹浙江人占据全国各地的市场时，都格外佩服浙商在商场上的大智慧。

　　为什么总是浙江人呢？浙江人到底是如何成功的？

　　经济学家的共识是，第一，浙江人会做生意，他们的生意经是我们看不懂的，可谓无孔不入；第二，浙江人会做管理；第三，浙江人会盘活人力资源；第四，浙江人总是在不断的学习中。

　　一份统计资料表明，浙江有超过500多万的在外创业人员，投资总额超过10000亿元，其规模相当于2005年浙江全省的GDP。

　　“闯出去”向“走出去”的进化“路线图”

　　在全国，有500多万浙江人常驻在外，有300万浙江人在国外做生意。在海外，如美国、巴西、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浙商的身影也非常多。

　　在上个世纪末，浙江人更多的是一种闯劲。“闯”是为了一种简单的生存。“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走尽千山万水。”

　　如今的浙江人，选择了更加理智的“走”。“走”的背后是为了发展的主动抉择。

　　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往外走的浙江人创业的成功，有着相似的步伐。曾经，浙商大举涌入各地的主要目的在于争夺市场，销售价廉物美的“浙货”，而如今，由于能源原材料紧缺，浙商纷纷挺进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等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战略投资，以抢占资源为第一目标。

　　与此同时，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和实力的浙商纷纷延伸产业链，扩大市场份额，融入企业先进的经营理念，从精耕细作向产业延伸转变。如传化集团的物流基地经过3年的探索，已经形成成熟的现代物流模式，集团根据沿海地区物流发展趋势，迅速在江苏、山东等地进行“克隆”，各基地信息联网，相互补充。

　　产业集群，充分发挥浙商“抱团”的集群优势，以更好地“走出去”。浙江外迁的企业越来越倾向于规模化经营、联合式开发，走合纵化发展之路。如由现代联合控股集团、传化集团牵头，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中国五金城、中国皮革城等10多家大型民营企业共同投资的山东现代国际物流港项目，总规划用地面积6000亩，建筑面积302万平方米，总投资53．65亿元，建成后预计年销售额可达220亿元。

　　品牌化发展，是企业走出去的另一个契机。至今，浙江省累计注册商标21．76万件，境外商标注册累计达3493件，是全国境外商标注册最多的省份之一。民营企业获得驰名商标70件，累计认定省著名商标1295件，专业商标品牌基地22个，知名商号521个。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自身品牌建设的重要，希望摆脱“中国制造”仅仅是制造工厂的困境。

　　“走出去”就会有“浙商”的“新大陆”

　　浙江省个私民营企业行业发展渐趋饱和，同一个行业，企业数量越来越多，生存难度日益增强。行业竞争过于激烈，行业生长空间拥挤，是不少企业外迁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来，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可以说基本上处于饱和状态，政策已少有弹性、商机空间很小、劳动力成本也越来越高。而相应地，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劳动力成本低且优惠政策颇多。区域块状经济是浙江经济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也是浙江省经济的活力所在。小五金、小百货、领带、童装、打火机……在浙江仅有的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诞生了数以亿万计的“浙江制造”。但是浙江块状经济行业过度拥挤、无序竞争激烈的矛盾也日益凸现。

　　浙江是一个经济大省，但同时又是“缺铁、少煤、无油”的资源小省。浙江省人均资源拥有量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国倒数第三；人均耕地只有半亩多。而中西部等地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人力资源，很多地区还集中了大量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积累了丰富的技术资源。同时，外地政府敏锐地捕捉到了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些瓶颈和限制，纷纷将浙江作为招商引资的首选之地。如四川一些城市，就公开喊出“引温州资本、承温州产业、兴地方经济”的口号。这些地方普遍开出地价、税费、服务等优惠条件。

　　在丰富的外地资源的吸引下和激烈竞争的影响下，很多企业纷纷选择走出“家门”。“走出去”的企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本地恶化的环境“挤出”，不得不“逃”的；而另一类则是因为本地经济不断发展而有向外“扩张”的需求。成本低、优惠政策多、发展空间大、配套条件好、经营利润高的地方，自然就成了企业竞相集聚的地方。一大批浙江企业带着资本、品牌和先进的经营理念前往中西部投资，在商贸物流、基础设施、旧城改造、教育科技、资源开发、工业生产、国企改造等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大手笔开发、大资本运作。而相对的，中西部地区因其水系发达、资源丰富，日渐成为投资热土。比如四川，是中国西部工业门类最齐全和优势产品最多的省份，又是中国传统农业大省。目前在川浙江人已超过30万，工商企业近10万户，其中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企业1500家，创办的各类大型市场150多个，千余家浙江企业在川设立了派驻机构。浙商在川投资总额近500亿元，每年吸纳本地100余万人就业，上缴税收20多亿。据统计，近年浙江已先后组织10多个企业家代表团前往中西部地区，与中西部省区签订了555个合作项目，总投资263亿元。

　　无处不在的浙商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这是指浙江商人们的一种闯劲。

　　“哪里有浙江人，哪里就有市场”。这是指浙江商人们的一种贡献。

　　目前，国内浙商的分布走向大致为：西部地区（12个省市区）有130万人左右（其中新疆15万多人，青海5万多人）；华东地区90万人左右；东北地区40万人左右；中南地区70万人左右；华北地区70万人左右。浙江在外创办的各类企业共有3．3万家，年实现营业收入6200亿元。

　　在外浙江创业人员投资办厂，以独资、合资居多。上海、北京、广东的投资额分别达到或超过2000亿元，其中汇集上海的浙商群体已达30万人，企业规模和投资总额居各地浙商之首；作为我国矿产资源富集地甘肃，浙商的投资达到了1000亿元。中国西部鞋都是目前为止浙商在西部地区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中国惟一把整个产业集群集中在一个工业园区的产业园。目前璧山已有制鞋企业1000多家，年产鞋能力6000万双，产值40个亿。

　　浙江商人已在海外创办了二十多个专业市场。最先到海外创办市场的浙江义乌和温州的商人，目前已在南非、韩国、越南、俄罗斯和瑞典创办了多个专业市场。温州商人充分利用海外温州人的网络，到国外创办专业市场，目前已在美国、俄罗斯、阿联酋、乌克兰和荷兰创办了多个境外市场。浙江嘉兴市海宁有中国最大的皮革皮草专业市场，瞄准了俄罗斯的大市场，在俄罗斯开设了“海宁楼”。现在嘉兴市销往俄罗斯的皮衣等产品，七成以上就是通过“海宁楼”这个贸易窗口穿到俄罗斯人身上的。浙江台州商人则在阿联酋创办了中国日用商品城分市场。

　　随着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浙江企业选择“走出去”发展，而香港则是浙企“走出去”的首选之地。据统计，截至目前，在港上市的300多家内地企业中，浙江企业就占了30多家。在市场中滚打出来的一批又一批的浙江商人，走出浙江，发挥浙江市场优势，实施“商人、商铺、商品”输出，到外地创办市场，把浙江市场理念和模式推广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在《福布斯》第6次颁布的中国富豪榜上，20位浙江企业家形成了这份榜单的“浙江群”；在全国500强民营企业中，浙江民企达203家，占总数的40．6％，连续8年居全国首位。充满活力的“浙商”，已成为我国第一大商帮，民营经济的一部鲜活教材。

　　“走出去”成为对浙江的新贡献

　　10年来，浙企外迁犹如星火燎原，渐呈加速之势。当前，浙江对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开始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对外投资（包括省外和海外）将首度超过外来投资（包括海外和省外），浙江将率先成为我国净对外投资的地区。

　　目前500多万走出浙江投资的浙商，年产品销售额逾万亿元，而近年来，省外浙商通过各种形式“反哺”浙江的资金累计已近5000亿元。因为浙江是资源小省，却是市场大省。在外投资的浙商们知道，市场的因素恰恰是浙江最吸引投资者的地方。因此，许许多多的浙商，“跳出浙江”而又回头“发展浙江”。

　　有专家担心，企业外迁，可能会导致外移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浙江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应着力提升浙江的产业层次。不可否认，从直接的经济利益、企业的竞争力提升、经济秩序和行业的稳定性等方面而言，企业的产业转移在短期内的影响是显著的。

　　浙江民营企业外迁，不仅是满足浙江工业化进程加快后对短缺资源的需求，促进浙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同样也是保持和扩大浙江产品的贸易优势，提升浙江企业和产品的技术水平的有效途径。例如，温州一家竹木加工企业在赣南投资了一家竹木厂，随着这家工厂生产能力的扩大，原有的加工厂逐步减少并停止了生产，完成了产业外移，原有的母企业利用厂房、土地，向房地产业与酒店业进军，使企业规模迅速壮大。从浙江众多企业的转移结果来看，这些企业在产业外移后，或将在浙江本地的产业转向了关键产品的生产组装领域，或使浙江本部成为产品设计与贸易中心，或将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可见，这种产业不仅未减少浙江经济产值，反而通过要素重组，促进了产业升级，提升了浙江的经济结构，增加了浙江的国民福利。

　　面对民资汹涌外溢的不争事实，2006年，浙江省政府力推“浙商回归工程”，并要求各地将“国内引进”纳入行政考核体系。使浙资从外流而为外扩，这是政府一直努力引导的目标。在外迁的中小企业中，在浙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以下的企业有1477家，占89．5％。其中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下的937家，占56．8％。无数的温州人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做生意，在当地纳税，但到过年时，温州人带回家乡投资的资金达300个亿。

　　“走”在浙江外的浙商从来不曾忘本。仅以慈善事业为例，据统计，近5年来，浙江全省慈善组织筹募的18亿善款中，有80％是来自民营企业。

　　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浙江人相信，在这场资本流动中，浙江一定会是最大的赢家。“立足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正成为浙江上上下下的一种共识。

　　（在成文过程中得到宁波市工商联“走出浙江”课题调研组的资料支持，谨致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