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发展之路遭遇体制障碍

　　■本报记者　 徐谷明

　　“一代不如一代了，要不了几年这些小孩大部分都得和父辈一样外出打工，而且更加辛苦。”这是在江西省贵溪市白田乡当了八年老师的程志强谈及农村留守儿童时，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得较多的一句话。

　　父母关爱缺失

　　“现在学校放学早，吃饭时候经常找不到人。”江西省弋阳县农民陈莲花今年６０多岁，上小学四年级的孙子余浩喜好打电子游戏而经常被她拖回家。

　　据了解，村子里大部分读书的小孩爸妈都在浙江义乌、温州等地打工，“从小孩出生开始，我就一直带着他，只有过年的时候他爸妈才会在家住上半个月，现在他学坏了，越来越难管了。”陈莲花对于孙子迷上电子游戏、不做作业和不爱呆在家里等习性很是埋怨。

　　此外，由于余浩上学的地方离家较远，陈莲花每天五点半就要起床为余浩穿衣、做早饭。“原先村里的学校被撤了，小孩子要早上六点多起床等公交车，必须七点赶到学校上早读课。”当地村民对记者说。

　　 当记者问及小孩为何留在家里而不到父母的工作地上学？在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工作的余军回答说：“我们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哪有时间照顾小孩？另外这边的学费特别贵，光借读费每年就得１０００多。”

　　生活成本使得很多家长把小孩留在农村，现在初中三年每学期学费分别是１４０元、１６０元和６２元，而浙江打工子弟学校每学期学费则高达八九百元。

　　“这些留守儿童从小就离开父母，缺乏必要的关怀，而老人基本上还要干很多农活，很少有时间去督促小孩子，”程志强介绍说。

　　当记者问及这些留守儿童有什么特点时，很多村民反映说，“不听话，爱撒谎”、“没有人管，学习比较差”、“没有什么不同，只要能养活就可以了，也不指望有什么大的出息”。

　　上升空间不大

　　据程志强介绍，留守儿童在学校的比例高达９０％以上，“这些学生很多都厌学。”

　　对于这些情况，程志强更多的是感叹，“一代不如一代，没有几个会读书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特意向记者介绍了他２００３年任初三年级班主任时的情况，“那时我们班上有１０５个学生，考上市重点高中的占２０％，进私立高中的３０％，上中专的２０％，剩下３０％的还没有拿到身份证都到外地打工了，即使这样三年后能考上大学的也只有９个人。”

　　而记者听到的孩子们的说法是，“现在上学没有什么意思，老师不布置作业，很少考试。”一些老师也承认了这些情况，“既然国家要求素质教育，让我们少补课，多给学生课余时间，这也乐得个轻松。”

　　据了解，程志强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当时５００多人的村里每年都会有四五个人考上大学，但是近几年村里一直没有人考上大学，很多人在初二就辍学了，能考上重点高中的就更少了。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留守儿童很多时间都花在了电子游戏上，每天放学的时候很多学生聚集在电子游戏厅，这些被城市淘汰下来的游戏机越来越多进入到了农村，“农村不像城里那样管得严，几乎没有人来管这个事情，而且这些学生都比较有钱。”

　　成千上万的留守儿童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而不得不留在农村。而他们的父母一批又一批地进城打工，每年带回来的不仅仅是存款，更多的是一种认识——“读书也没有什么用，花五六万钱不值得，现在大学生还到处找不到工作？”“我每个月挣得不比大学生少，早出去早受益”。

　　与此同时，那些相信“读书改变命运”的家长在竭尽全力供小孩读书时，时常会有村民好心地提醒他们，“现在还这么傻，花那么多钱还不一定会考上。”

　　在农村，“读书无用论”对留守儿童的影响较大。据了解，留守儿童的父母亲都在３５岁—４０岁，“这些夫妇外出打工都有十来年了，很多人家里也都有个十来万的存款，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读书改变命运不屑一顾，因为很多小孩不愿读书，父母就干脆让其一起外出打工，尤其是初二年级的辍学率最高。”程志强说。

　　相对于农民工问题而言，“国家对留守儿童问题还没有什么长远的规划管理，更多还处于社会呼吁层面，因为这个涉及国家诸多体制问题，如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化、社会保障等等”，业内人士如此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