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畅谈事业与人生

　　5月上旬，刚从美国参加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就任仪式回国的袁隆平院士，在湖南省农科院接受了新闻记者的集体采访，下面是部分答问实录。

　　袁隆平(开场白):我在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爱自由散漫，的确，我喜欢自由自在。与记者见面，我感到压力非常大。人怕出名，出了名之后自由度越来越小，隐私权越来越少。

　　我现在还有两个愿望，一是第三期杂交水稻能够在2010年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二是把杂交水稻推向国外，造福世界人民。

　　我得的奖很多，国际性的奖也不少。1997年我在墨西哥得了一个荣誉奖－－作物杂种优势利用先驱科学家，这个荣誉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是代表我们国家、代表中国人民，也算是给中国人民增添了一点光彩。

　　新华网记者朱继东:这么多年您获得了这么多的国际性大奖，您最看重的是什么奖？很多网民尊称您为人民科学家，您喜欢吗？

　　袁隆平:我的确得了很多国际性奖，很难说喜欢哪个，我认为这些奖都差不多，都是国际上的荣誉，没有什么高低之分。我不是科学家，也不是什么农民科学家，我是科技工作者，顶多就是农学家，科学家谈不上。

　　农民日报记者黄朝武:20年前农民日报报道就称呼您为"杂交水稻之父"，您怎样看这个称呼？

　　袁隆平:这个"之父"呢，也可以说是创始者，杂交水稻的创始者。最开始是国际水稻所的所长给我取的称呼，叫"杂交水稻之父"。后来在国际上的影响大了，慢慢就这么尊称我，开国际会议介绍我的时候就说"杂交水稻之父"，我认为这是很高的荣誉。

　　光明日报记者胡其峰:您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但一些报道也称您是中国最著名的农民，您怎么理解农民？

　　袁隆平:农民是非常朴素、勤劳的，农民身上一些好的东西我还学不到，很惭愧。有些人瞧不起农民，这是不对的。我认为农民的那种朴素、勤劳、节俭的精神，应该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我对农民非常尊重。他们很朴实，非常重感情，非常好客，你到他家里，他再穷也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来请你吃。所以说，农民科学家也好，现代农民也好，我认为是一个美称。

　　新华社记者朱玉:您是研究粮食的，有没有体会过饥饿的滋味？

　　袁隆平:你们年纪轻可能不知道，饿肚子是非常难受的。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3年困难时期，每个人吃饭都定了量，总是吃不饱，刚刚吃完饭，肚子又饿了，一天到晚就想吃饭。有时候用糠来替代，越吃越饿。我那时候在农村实习，根本吃不饱，双脚松软无力。冬天到了晚上，睡觉烤火把脚烤热了以后，放到被窝里面，又是冰凉的，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冰凉的。没饭吃身体就没有能量。那个日子真的很难受。

　　经济日报记者杨忠阳:您做过很多科学实验，也经历过许多失败，您有没有想到过放弃？

　　袁隆平:当时是一边倒，什么都向苏联学习，我当时迷信苏联，就按米丘林学说搞无性杂交，把番茄嫁接在马铃薯上面，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面，搞得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后来才醒悟过来，便偷偷学孟德尔经典遗传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赵明明:我知道您这些年特别关注人才培养，您自己过着这么朴素的生活，却把很多钱捐出来培养年轻人，您这么做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袁隆平:年轻人搞课题研究没有经费，我就适当地资助他们一点，奖励在农业方面有贡献的年轻人。过去有些课题经费，很多年轻人申请不到，没有钱你怎么搞研究？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就资助他们3万、2万，多的一年资助5万。还有培养博士生，原来每年给我1个指标、一些经费，我们设立了基金会，我就可以多带几个博士生。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我们基金会可以解决。

　　科技日报记者贾婧:您曾说过您上学的时候很淘气，是一个学习不怎么好的差学生？

　　袁隆平:差是差一点，说老实话，我不是很好的学生。我小时候就喜欢游泳。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在重庆读书，日本飞机天天在轰炸，我们就跑到河里游泳躲避轰炸，后来干脆就逃学，不上学。我喜欢的课成绩就好，不喜欢的就只求三分好，我现在最遗憾的就是数学没学好，初中学正负数的时候，负乘负要得正，我不懂，就问老师为什么，他不解释反而要我呆记，我从此不感兴趣。结果数学就没有学好。我同桌的一个同学(后来也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得了科技进步特等奖)，数学成绩很好，但他不会游泳。我们就搞交易，我教他游泳，他帮我解习题。他倒是学会了游泳，后来在游泳比赛中得了第二名，我对数学还是一头困惑，还是不懂。

　　北京日报记者王鸿良:您对名和利怎么看待？

　　袁隆平:追名求利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有些人没有干多少事就去争名夺利，得什么奖，发表什么文章，都要去争。有些老实人做了很多事反而没有在乎什么名利。我认为，把名利看淡薄一点，不要去争名夺利，心里就会好一些。人生不是为了追名求利，应该要更崇高一点，要让思想境界高一点，这样你就会取得更多的成就。如果把名利看得太重，稍微有点不如意，受了挫折，心里反而很难受。

　　人民日报记者朱隽:大家对您追求科学的精神和勇气肃然起敬，如果有人对您的权威提出质疑的话，您会有一个什么看法或态度？

　　袁隆平:我认为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百家争鸣，这是正常的。在学术界是经常的，大家来探讨。比如常规育种和杂交水稻的观点就不同，水涨船高，常规育种是800斤，我就可以到1000斤，常规育种1000斤，我就可以到1200斤。有些搞常规育种的人就不相信，广东有一个很有名的老育种专家，他育了很多的好品种，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认为常规育种会超过杂交水稻。虽然观点不同，但是我们还是在一起搞科研、搞试验，最后在对比结果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认输，最后自愿加入我们的队伍。

　　法制日报记者席锋宇:您家人当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谁呢？

　　袁隆平: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母亲。小的时候她教我英文启蒙，晚上检查我的作业。她很虔诚，做事一丝不苟。她非常慈善，非常厚道，品德非常好，我现在为人坚持与人为善，跟母亲对我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记者闫雪怡:您的工作类似苦行僧，您为什么还会有那么深的情结？

　　袁隆平:对事业的追求就是乐在苦中，搞农业科技工作是很苦的，整天在太阳底下晒、在泥田中踩。但是因为有希望在那里，会出好品种，所以乐在苦中。如果没有希望，盲无目的，就不会有乐趣。

　　工人日报记者龙巨澜:杂交水稻技术在把农民变成农民工方面的作用是什么？

　　袁隆平:现代农业的科技含量越高，农民就越来越少，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人也将越来越多，这是个好现象，说明社会在进步。如果一个国家农民占了70－80％，说明生产力很低下，国家很落后。我们的国家在进步，农民大多数都出去打工去了，这是好事情，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农民占到40％－50％就已经很不错了。

　　中国青年报记者甘丽华:国家惠农政策实施粮食保护价，但是化肥等农资产品相应提高价格，抵消了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您认为这应该怎么办？

　　袁隆平:政府出台了很多惠农政策，比如粮食补贴、农机补贴等等，这是好事情，最基本的还是要提高粮价。物价部门要发挥作用，控制其他相应产品的涨价。现在国家财力增强了，完全可以拿一笔钱出来，提高粮食保护价，让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