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点：何为双方手中利器？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顺差国是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的，逆差国往往握有主动权。

　　■美国想得到的，就是中国的市场、货币、资产。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也是最现实的利益。

　　■美国手中的牌，就是它的逆差国地位，还包括它的金融。

　　■中国需要什么？中国作为顺差国，就是要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且能够被对方接受。

　　宋泓：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它现有的手段基本上都用出来了。在汇率问题上，虽然在WTO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机制来帮助美国实施目的，但是它通过国会来施加压力。而在WTO体系内，它则应用反倾销、特保条例、投诉等手段。最新实施的就是反补贴，甚至不惜改变以前的规则来专门为中国做出一些政策方面的调整，这都是成体系的动作。在这个过程中，国会和政府之间看起来在争吵，实际在配合。

　　从中国方面来讲，希望通过高技术产品进口来缓解不平衡，但是根本上来讲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逆差比较大，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再多也不能平衡。而中国经常采用的一招就是大宗产品采购，其实很多是本来就要买的，集中一起购买，只是摆一种姿态，没有太多的意义。

　　丁志杰：

　　谈中美双方的立场时，首先要清楚一点：在国际经济交往中，顺差国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逆差国往往握有主动权。

　　美国作为逆差国，最想得到什么呢？那就是中国的市场、货币、资产。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也是最现实的利益。而美国手中的牌，就是它的逆差国地位以及它的金融市场。

　　中国作为顺差国需要什么？就是要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且能够被对方接受。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扩大平衡不了贸易，中国也不可能从美国拿到真正的高技术。为此，中国当务之急是要把中美经济交锋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通过不断的交锋、摩擦，获得和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话语权，确立一个新的世界格局。而且，中国也能够代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利益去做这些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

　　为此，中国有5张牌可打：第一，要学会对美国人说不，不能一味退让或被动应付。第二，联合整个亚洲的力量。实际上，目前贸易顺差在中国，但大部分利益却在他国，我们应该联合亚洲力量去共同抗衡美国，增加谈判的砝码。这一次东盟10+3 财长会议已共同对游资发出强硬声音，这是很有必要的。第三，打汇率牌。过去，这是美国人打的牌，我们也可以用。但是一定不要因为外部的压力去动，而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需要。

　　我认为，在汇率问题上还可以更积极一些。

　　最后两张牌就是大宗商品采购和市场开放，这两个都是很现实的利益。从战略角度去考虑，要通过这两个利益的让予实现“利益捆绑”，包括在美国形成一个亲华集团，缓解美国国内对中国的压力。

　　王信：

　　从总体判断，由于中美双方各方面的经济联系都非常密切，因此爆发大冲突的可能性很小。最可能的结果是，中国做出更大让步。当然从好的方面看，外部压力转化为加快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动力，反而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从中方来看，手中好牌不多，但也能做一定的工作。首先，从大的策略方面讲，不应该在对话前后有比较明显的让步，这很容易给人留下中国屈服于美国压力的印象。比如说大宗采购，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好。因为这不是一个市场化的做法，政府色彩很强。其次，我很同意刚才大家谈到的，即要一致对外。特别是政府部门之间的配合非常必要。我们也可以适当向美国学习，政府部门以外保持有不同声音，比如说民间组织、学术界等等，再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出不同的牌，第三，应适当加强舆论引导，在国内凝聚改革开放的共识。在中美较量过程中，因为两国的实力相差比较大，虽然我们也要据理力争、认真应对，但是根本出路还是要加快改革开放，真正把自己做大做强。

　　丁志杰：

　　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美国可能利用学者来为其游说。比如，斯蒂芬·罗奇是最有影响力的机构经济学家之一，但是他首先是一个美国人，因此我认为他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在听证会上替中国政府说话，另一方面他也在为美国争取利益。

　　比如2006年3月21日美国议员舒默访问北京，同时罗奇也来了。他当时单独召开记者招待会，说中国一定要注意到美国国内民众的声音，以及来自国会的压力。还说舒默的这个提案在美国一定会被通过，所以中国政府应该考虑做出一些让步等等。我认为，美国政府也在利用他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来获得一些利益。

　　沈明高：

　　中美双方的基本立场是比较接近的，主要分歧不在改革的方向而在于改革的步伐。为了促使中国加快改革步伐，美国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通过加强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争取达成共识。这是美国方面的主战略。因为美国朝野事实上已经认识到，沟通比单纯施压的效果更好。另一方面，美国也不会放过利用国内渐起的反自由贸易声浪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面对来自民主党主导的国会的压力，美国政府一定会利用反倾销、反补贴和WTO规则等与中国讨价还价。从中国方面来讲，也有自己的时间表。

　　首先，无论是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民币升值，都将是渐进式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防止政策突变给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其次，中国的改革也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就业压力。据估计，中国每年需要创造1000万个新就业机会，只有中国经济保持相对快速的增长，才有可能达成这样的目标。也就是说，实现充分就业是中国的最大利益。第三，中国的市场基础设施还很不健全，而培育市场机制更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中国更愿意采取边培育市场机制边改革和开放的策略。

　　总之，中美之间合则两利。通过谈判和沟通来解决双方的分歧远比贸易战的成本为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双方可能会继续保持对对方适当的压力，但很可能是引而不发。

　　刘旭：

　　我认为，在中美经济对话中，除了增进互信、建立渠道加强了解以外，还应该关心我们的企业和相关利益群体需要的是什么。举个例子，尽管现在中国对美国出口那么多，但是我们真正得到的利益有多少？出口加工型企业大量的是加工、组装企业，工人工资低，中国境内的环境又受到污染，这些都令人堪忧？因此我们在和美国谈判的时候，应该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这其中有我们自身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对外贸易的整个外销渠道都掌握在别人手里。那么未来是否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不能只满足于对外出口了多少，而是设法掌握销售渠道，这是整个产业链中附加值最高的一个环节。谈判过程中可以更多的拿一些企业面临的问题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