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企和政府的一场马拉松博弈:盘点药品降价10年

　　盘点药品降价10年

　　“药品降价”是民生之所求，而“追求利润”则是企业之所需。面对政府部门的一次次降价，药企由公开反对变为暗渡陈仓。

　　5月15日，随着260种西药最高零售价格限价政策的实施，国家发改委药品“大降价”的时代在10年之后画上了句号。

　　10年降价24次。

　　10年前，药品作为一类特殊商品，谁也没有想到它的价格也可以降。

　　在10年前的2月7日，国家计委一纸165号文件《国家计委关于改变维Ｃ等四种药品价格管理形式的通知》（计价管〔1998〕165号），首次打破了药品市场的平静——维生素Ｃ、诺氟沙星、氧氟沙星、环丙沙星等四种药品开历史之先河，实行限价销售。

　　同年12月11日，专门针对青霉素钠盐粉针实行政府指导价格的第二纸限价令也迅速出台，并于12月30日正式实施。

　　10年前，药品作为一类特殊商品，谁也没有想到它的价格也可以降，而这药价一降就是10年。

　　从1998年到2002年，国家计委先后12次出台药品降价措施，并且从第4次药品降价开始，每次上榜名单都涉及到了数十种药品或者一个重大类别。比如第5次药品降价，就一次调整了包括阿莫西林在内的69个国家的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品种。

　　2002年12月10日，《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印发阿司匹林等部分药品单独定价方案（暂行）的通知》出台，阿司匹林等24种药品单独定价方案把药品降价推向了高潮。时隔两天， 12月12日，随着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内最后一批西药最高零售价格的公布，国家计委完成了“任期”内的最后一次药品降价使命。

　　当国家发改委接过药品降价“接力棒”之后，药品降价得到了更完美的演绎。

　　2003年9月19日，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制定公布107种中成药价格的通知》，此次公布价格的107种中成药均为国家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中的品种。无论从降价药品的种类，还是从降价的幅度来说，药品降价都进入了一片新天地。

　　而国家发改委对于药品降价的决心和力度，在始于2004年5月31日的第14次药品降价中得到了首次体现。

　　是日，国家发改委对阿莫西林等24个品种、400多个剂型、规格的药品实行降价，平均降价幅度达30％、最高降幅达到56%，降价金额约为35亿元。“降价风暴”的字眼首次出现在了媒体上。

　　包括2003年9月19日的第13次药品降价在内，到今年5月15日的最后一次药品降价“绝唱”为止，在5年内，国家发改委推动药品降价12次，每次降价幅度都可圈可点。

　　2006年6月5日，素有“暴利药”之称的抗肿瘤药品被纳入国家发改委第18次药品降价计划：67种抗肿瘤药品的零售价格实行限价销售，同时还规定医疗机构销售这67种降价药品的实际加价率必须严格限制在15%以内。

　　2006年8月28日，临床应用高达80%以上的青霉素等99种抗微生物药品的零售价被调整，共涉及到400多个剂型规格，平均降价幅度达30%、最大降幅为76.8%。

　　1月26日，新年伊始，国家发改委第21次降价再掀药品降价风暴，全国药品零售机构开始对354种药品执行新价格。10类、354种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平均降幅达20%、最大降幅为85%。

　　从3月15日开始，4月16日、5月15日，国家发改委连续三次、隔月对药价进行一次调整，每次调整都堪称一次大手笔——3月15日，278种中成药内科用药被调价，最大降价幅度达到81%；4月16日，188种中成药、600多个具体剂型规格降价，降价金额为16亿元左右；5月15日，260种西药最高零售价格限价政策开始实施。

　　从1月26日开始，不到半年时间，药价被连续4次大幅度下调，国家发改委也创造了药品“十年降价史”上的一次纪录。

　　药企集体“上书”反对降价

　　药品降价，注定少不了一个对立角色——制药企业。

　　“鉴于维生素C、诺氟沙星、环丙沙星和氧氟沙星等四种药品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生产企业较多、市场供过于求……省级物价部门要将上述品种列为省级药品价格管理目录的，必须报经我委批准”，在1998年2月7日的第一次药品降价中，国家计委就在《关于改变维Ｃ等四种药品价格管理形式的通知》中如是表述了降价的初衷。

　　不言而喻，作为医药行业产业链的前端，医药制造企业在药品降价中首当其冲。从1998年的首次药品降价开始，药企就开始了跟药品降价行动的马拉松博弈。

　　2005年5月，国家发改委酝酿第17次药品降价行动。按照计划，该次降价涉及到了22个品种，主要是高档头孢类，以头孢曲松、左氧氟沙星、氧氟沙星、阿奇霉素、克林霉素等抗生素为主，同时还有胸腺肽、干扰素、水溶性多种维生素等品种，平均降价幅度达60％。

　　因为抗生素是药企的主要利润来源，所以该消息立即引发了药企对国家药品降价政策的首次正面“交锋”。最早风闻这一消息的相关药企和部分行业协会在天津两次举行集体会议，会后起草了《标本兼治，才能解决看病贵——对价格工作和22种药品降价的意见和建议》的报告，直接上书国务院，要求慎重降价，“一是药品降幅不能太大；二是仿制药和过了专利期的原研药，内外资生产的药品降价幅度应一致。”

　　6月22日，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组织相关药企召开座谈会，再次把药企跟政策的直接博弈推向了高潮。

　　与此前的天津会议如出一辙，该座谈会也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了一份《关于改变非处方药价格管理权限问题的紧急报告》。参加会议的同仁堂、哈药总厂、拜耳、杨森、诺华、施贵宝等十余家非处方药重点生产企业的代表均表述了意见。

　　“这次降价方案将对国内抗生素企业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主营抗生素产品、没有其他药品替代的国内大型企业影响会更大。部分企业别说是发展，就是生存也有困难。”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周秘书长告诉记者。

　　“抗生素的降价将导致一些内资企业因亏损而最终退出医院的市场争夺。”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朱长浩也对记者表述了类似意见。

　　尽管天津会议和“6·22”座谈会并没有最终阻止第17次药品降价令——是年9月28日，国家发改委在医药企业的激烈反对声中宣布了降低22种抗生素的最高零售价格。但“平均降价幅度40%左右，最大降价幅度达63%”，与此前发改委平均60％的降价幅度相比较，药企的降价博弈“取得了一次小胜”。

　　药企为什么会成为药品降价令反对声音的中坚力量？据朱长浩介绍，降价后，制药企业沿产业链转嫁风险的能力相对较低——2004年鲁抗医药亏损9567万元，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降低24种抗感染类药品零售价格”等政策影响了销售；华北制药也因抗生素限售限价等原因，致使2004年净利润同比下降了72.74％。

　　而在第22次药品降价前夕，药企则抱团反对药品降价令再次上演。

　　3月7日，广东省医药协会联合54家广东主流药企上书省卫生厅，直陈一味降价，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不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反而“会使得大部分民族医药企业彻底垮掉”。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0家药企也在当日与广东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对话，指出药品降价不能作为解决“看病贵”的惟一方式。

　　但是，药品降价并没有因医药企的反对声而停步。且药企对药品降价令的博弈，也从声音上升到了实际行动。

　　降价药上演“假死亡”

　　降价药品在降价令实施前夜“断货”或“蒸发”，这几年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

　　“你们这里怎么没有口服补液盐了呢？”5月16日，记者在北京某平价药店看到，被列入5月15日国家发改委最后一次药品调价目录的口服补液盐在该药店已经断货，空空的药架上只有一个“口服补液盐，2.0/袋”的价签。

　　“没有货了，”导购员对记者说，根据降价政策该药应卖1.9元，但按照该平价药店5%的加价后该药则卖2元。如果按新的价格卖出，每袋会净亏1毛。

　　但是，该导购员表示，如果记者急需该药，可以按2元的价格从库房给记者取一部分。

　　与此相关的是，在5月15日新限价政策实施的第一天，部分降价药就从医院“断货”了。据报道，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在5月15日就已有部分药品因此次降价而断货，而在此次药品降价中，中日友好医院涉及了数十种药品。

　　降价药品在降价令实施前夜“断货”或“蒸发”，这几年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本报也多次对此进行过追踪报道。

　　北京大学医学部一位教授指出，在药企集体抗衡药品降价失效之后，药企既不能与政府讨价还价，也不敢得罪掌握自己经济命脉的医院、药店，于是，企业们就想出了给药品变脸的“高招”——先断货“假死亡”，再改头换面“重生”上市。

　　该王姓教授告诉记者，以前她常用的治胃病药西米替丁，每瓶100片仅售4元，但药厂改变药品包装后改名为“泰胃美”，虽然成分无任何变化，但每盒20片的售价升至42元，价格比以往增长了50倍，“我问药店还有没有西米替丁，他们说厂家已经停产了。”

　　“药厂现在都在玩‘变脸’的把戏，改包装、换剂量、添辅料等等，然后摇身就变成为一种新药了。”北京大学一家附属医院某内科副主任向记者透露，比如一种维生素B12类药物腺钳钴胺片，原来100片瓶装的只卖1元多钱，但换个名称和包装叫“弭可宝”就变成了每盒40元（30片／盒）；又如，将红霉素改名为“抗生红霉素”，将黄连素改为“盐酸小檗碱片”，将20粒装改为10粒装，改单一成分为复方产品等等，手法不一而足。

　　“最常见的就是阿司匹林了，这是治疗头痛感冒的经典药物，原来10片卖3毛钱，但更名为‘巴米尔’后价格就变为6.3元10片了。”该主任说，其实“巴米尔”和阿司匹林的主要成分根本就没有任何变化。

　　桂林一家制药企业的华东总代理对记者说，自从国家第一次调低了药品价格后，很多药品的包装都变了。比如，过去一些药用的是塑料小袋，后来都改成了铝箔，将原来一盒两板24粒改成了两板12粒，规格变了，就不在降价之列了，而且价格维持不变。

　　“另外就是改变剂量和辅料，以新药的身份出现。只要是有实力的企业，花一点钱很快就可以拿到新药的手续，而新药还有更多的利润空间。”该负责人说，“做药就像做手机，手机价格一直在降，但总有高价新产品推出。你降低我这个药的价格，我现在就会推出一个新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