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环境威胁，内忧甚于“外患”

　　6月4日，针对国际上盛行的中国“环境威胁论”，发改委主任马凯(马凯新闻)用三组数据反驳了这种说法：第一组，中国的历史累计排放量少，从1950年到2002年，50多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占世界累计排放量的9.33%，1950年以前，中国排放的份额就更少。

第二组，中国人均排放水平低。国际能源机构2006年统计，2004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7%，为经合组织国家的33%。第三组，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测算，从1990年到2004年间，单位GDP每增长1%，世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要增长0.6%，但是中国仅仅增长0.38%，也就是说中国的弹性系数小。

　　一句话，我们可以说，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状看，中国的环境问题对于世界的“危害总量”还是比较小的，海外一些媒体的中国“环境威胁论”，系夸大其词。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认清，这样小的“危害总量”是建立在我国人均GDP及健康保障程度处于世界低水平之上的。随着人均GDP攀升，怎样才能保证环境污染和破坏不随之大幅度上升？比如2004年我国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7%，为经合组织国家的33%。但我们的人均GDP比经合组织国家低多少？同样，单位GDP每增长1%，世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要增长0.6%，中国仅仅增长0.38%。这一点似乎也不值得自豪，但须看到，这种“低增长”是建立在原有排放水平高的基础上的。

　　更进一步的数字表明，我国单位GDP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2.8倍，单位GDP污染排放量则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几倍。我国1/3的国土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为劣五类，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干净水，一亿多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清洁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中国在人均GDP400-1000美元时，出现了发达国家人均GDP3000-10000美元时的严重污染。发达国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我们恐怕支撑不到那一天。（《绿叶》杂志2005年第6期）。

　　也就是说，中国的环境还没有对外造成重要的“威胁”的时候，已经对内造成了严重的“内在威胁”！而且，这样的“内在威胁”是建立在公民环境权利极度不平等、公民的社会保障基础极其薄弱的基础上的。某些地区的局部失控事件，不仅对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危害，也成为引发社会诸多矛盾、诱发经济社会倒退的导火索。

　　数据还显示，我国70%河流受污染，400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问题，其中比较严重缺水城市达110个。目前全国2/3的大中城市已经陷入垃圾包围。我国历年堆积的垃圾量已达70亿吨，侵占了约80万亩的土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主要是三废污染），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中国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就达1200万吨。农村的环保设施几乎为零。我国森林覆盖率为13.9%，仅为世界平均值的一半，在世界上排名100位之后。

　　这几天，太湖的蓝藻集中暴发也将环境污染以另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摆在世人面前。2006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则对我国环境的“国际影响”敲响了警钟。

　　中国的环境危害问题还没有从制度上找到彻底解决之道。近日宣布缓建的厦门px化工项目事件，就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对于可能严重影响市民健康的该项目，一度学者、全国政协委员和市民反对都无济于事，直到市民之间大规模互相编发短信，后来才出现戏剧性的转折，转折的力量来自何处，并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