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世行需要章程与人员构成的改革

　　美国人对世界银行行长职位的把持尤其显眼，由于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以权谋私的行为提前结束了他在世界银行的任期，近日布什提名佐利克为世行行长。而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人把持世界银行行长职位的惯例抨击有加，要求从美国之外寻找新行长人选。

　　其实，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大国际金融组织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即使将世界银行行长换成非美国人，也不足以动摇该机构的美国控制权。

　　美国对世行的控制首先体现在成员国股本、投票权和议事规则。世行成员国必须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各成员国在两大国际金融组织认缴的股本份额基本相同。在执行董事会投票决策中，各成员国各有250基本票，在此基数上，每10万美元/股增加1票。1946年，美国的投票权比例高达36%。其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投票权份额不断下降，1982—1996年间，美、英、德、法、日所占投票权从42.99%下降到37.55%，其中美国投票权为17.14%。与此同时，世界银行章程关于决策规则的条款也发生了有利于西方大国的变化。

　　尽管一般事项获得简单多数票即可通过的规则没有变动，但重大事项所需赞成票的门槛却提高了。1946年美国拥有36%投票权时，只需65%赞成票即可修改世界银行章程；现在欲修改世界银行章程则需经过3/5成员国同意，并在执行董事会获得85%赞成票。无论决策规则如何改变，美国始终以最低成本掌握着对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

　　美国对世界银行的控制还体现在人员构成上。根据建立时达成的不成文惯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国际金融组织首脑人选一向是由美欧分别把持的，两大组织的许多要害职位也始终掌握在美国手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越是高层次职位，西方国家人员所占比例越高，西方人在专业工作人员中所占比重高于在辅助工作人员中所占比重，在管理层所占比重高于在专业工作人员中所占比重；在管理层中，西方人在掌握决策实权的专门职业序列中所占比重大大高于在不掌握决策实权的经济学家中所占比重。

　　以对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为基础，美国还通过决策前的非正式表态、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和非约束性议案、美国商业银行与世界银行的“伙伴关系”等工具行使其控制权，将自己的决定性影响渗透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每个角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任何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倘若与美国官方政策相左，等待他的唯一下场就是下台。越南统一后，世界银行与越南谈判继续向越南提供巨额贷款，当曾在越战期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行长麦克纳马拉顺利结束在河内的谈判返回华盛顿后，其副手厄尼·斯特恩告诉他，美国执董警告说向越南的任何贷款都将危及国际开发协会的增资前途，麦克纳马拉不得不在厄尼·斯特恩呈交的一封致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海外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克拉任斯·朗的私人信件上签名，该信件的内容是向朗氏保证目前没有考虑向越南贷款。

　　至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由于反对“华盛顿共识”而被迫离开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职位，更是众所周知。所以，与其现在徒劳地要求从美国之外寻找世界银行新行长，不如从章程、人员构成等方面切实推进该机构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