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企业家的“第二人生”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56岁的万科董事长王石身上登山者的形象在外界已然牢牢树立。

每到一个地方，别人都会问他：最近又在登什么山？现如今，被王石鼓动起来的企业家登山团队越扩越大。曾经只出现在国外企业家身上的从“财富自由”转而追求“心灵自由”的超越，随着中国财富20多年的迅速增长，开始在中国企业家中蔓延。

　　与方太创始人茅理翔这样在退休后才开始回归个人理想的老企业家不同，更多目前还身处企业经营第一线的企业家们也开始寻找新的生活目标，迈向自己的“第二人生”：43岁的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王振滔新闻,王振滔说吧)创办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49岁的万盟集团创始人王巍卸下董事长之职后，一方面投入到非盈利的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同时不忘走入山野；51岁的宏源证券董事长汤世生则执著于“抗战”网站……在成就一番商业事业之后，他们开始将自己的定位逐渐转变为“社会企业家”的角色。

　　在这里，我们记述他们的故事，是因为这代表着中国第一代企业家自我救赎的努力。在身心疲惫中实现了自己最初人生梦想之后，他们开始重新思考“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以及“什么是幸福”这样最基本而又最本质的哲学“天问”。一手推动英国最具名气的私立贵族学校威灵顿公学开设“幸福课程”的英国剑桥大学学者尼克·贝利斯说: “任何一个傻瓜在打开一瓶酒的时候都会感觉良好，但我的工作告诉我，通过消费所获得的良好的感觉并不是真正的获得幸福的有益方式。我们必须学会将我们的精力和能力，投资在我们周围的人和世界中。”

　　我们向来自中国工商业界的读者们讲述这些故事，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必须由我们自己保卫。而由“商业企业家”转型而来的“社会企业家”，正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范畴内履行自己的职责。一个人能否改变世界？戴维·伯恩斯坦给出的答案是：能。这位擅长社会变革题材的美国作家在其新作《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一书提出了“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的概念：“商业企业家对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么社会企业家对社会变革而言就意味着什么。他们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努力。”《如何改变世界》的中文版翻译者，正是有“打工女皇”之称的前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和TCL集团副总裁吴士宏。她帮助万千中国读者看到了书中描写的那些没有被媒体大量报道的故事，一个个为理想驱动的有创造力的领导者，到政府和企业无法涉及的地方去解决问题，在人们最需要帮助的地方点燃了社会变革的火花，只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无论是立志将自身几十年商业打拼经验传播出去的茅理翔、龚天益，给贫寒学子创造改变自己及他人命运机会的王振滔，投身并购公会的王巍，还是6年如一日寻找为抗战牺牲的英烈英名的汤世生，都在政府和商业之外为这个更好的世界而努力着。

　　儒道之间

　　对于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总结到：“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也相互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这使得中国人对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大侠要想把武功修炼到最高境界，往往需要来自于琴棋书画或者佛学、哲学思想的领悟。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触类旁通的确是一种明显的文化倾向。 “这于中国社会建立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有关，”博士时代在北京大学研修经济社会学的北京锡恩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姜汝祥分析说，“农业社会人们靠天吃饭，必须依靠多面发展才能活下去，长远以来就形成了中国人追求多元化的血脉。”

　　这种儒道之间的平衡和多元化的追求，似乎已经可以部分解释中国企业家们在拥有财富和地位之后的“第二人生”情节。

　　另一方面，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起点，中国两代企业家的青少年时代都在计划经济下度过。当时的理想标准无非都是建立在拥有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原来理想的实现时间远远早于当初预料，开始富裕的中国企业家们对生活质量的关心逐渐胜过对财富的关心。

　　“中国社会进步速度过快，一天几乎可以当一年的活法让人没法问‘我是谁’，人们对于个人价值定位的第一反应就是通过占有物质获得平衡，带来的副产品就是不再问‘我是谁’，而是‘我是董事长’、‘我是总裁’等等。脱离了这些身份，现在的中国企业家会普遍出现迷茫。”姜汝祥说。

　　把外在的“他我”当成了“本我”，被商业社会异化的不只是仅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在西方，上个世纪对于很多人来说，幸福就是体面的一餐或者一双漂亮的鞋子，绝大多数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如何减轻痛苦而不是寻求快乐。直到1990年代，随着绝对意义上的贫穷被基本消除，人们越来越富有，但他们似乎并没有比以前更加幸福。“如何幸福”成为有反思情结的西方人研究和拷问的热门问题。

　　从商业的角度来说，为企业培养出一个职业化管理团队也是一个正在浮上台面的因素。这对从创业期迈入守业期的中国企业来说尤为重要。1999年辞去万科总裁一职的王石曾经解释到：“我们80年代崛起的第一代企业领导人对未来的设计更多停留在粗糙的、好大喜功的、不可度量的设想上。所以，从整体上来讲，80年代的企业家应该退出经营第一线了。”

　　正因如此，王石宣布将在2009年自己58岁的时候离开万科。在他看来，这是向社会表明自己的一个姿态: “国内很多企业就是在新老交替的时候出了问题，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不是有59岁现象之说吗？我表明这个态度，就是要告诉社会，看万科是如何解决高层领导转换问题的。这个社会没有你，运作的仍然会很好。”

　　42岁的姜汝祥也正在着手自己的退休计划。他承认，这种主动性战略退让就是为了给公司其他管理人员以机会。“即使王石没有找到登山的兴趣也会主动退休，因为他的最终目标是在万科建立一个职业化的管理团体。”姜说，“王石的人文性和对中国文化劣根性的悲观，造就了他的积极人生。我现在的考虑就是在学习他。我觉得自己骨子里还有农民意识，再干下去企业就容易出现‘造神’运动。”

　　幸福在哪里？

　　对于退下来的企业家的未来角色，王石的思路是：“他们要从如何赚钱转换到如何花钱，也就是如何把创造财富的一部分用于社会价值的再创造，也就是企业公民意识的培养和企业公民实践，不仅仅是拿出钱来，而且更多用自己的知名度、影响力，对社会健康发展贡献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的经验。”他由此呼吁: “我们八十年代企业家更应该在社会活动层面积极扮演社会活动家的角色。”

　　1997年，一手把企业送入世界500强的日本京瓷公司创办人稻盛和夫突然宣布了一个令外界震惊的消息: 退出市场，剃度出家，专心修佛。在后来的一次专访中，当记者问起稻盛和夫作为一个富有的僧人四处化缘有什么感想时，他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他到外面去化缘，走了一整天，身上背着化来的日用品杂物，穿着草鞋的脚已经被磨破了。正在他筋疲力尽的时候，一位清洁工大妈走过来，递给他100日元的硬币。大妈说：“师傅，这是给你自己的，你累了一天了，回庙的路上买个面包吃吧！”日本的寺庙伙食非常清苦，一天只吃两顿钣，每人只有两三根咸菜。虽然稻盛和夫拥有金钱无数，但当他双手捧着这小小的硬币，热泪纵横。稻盛和夫说，他一生都没有体会过这样一种幸福。

　　在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所做的《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企业家“有时出现”或“经常出现”“烦躁易怒”症状的占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心情沮丧”的占37.6%，“疑虑重重”的占33.1%，“挫折感强”的占28.6%，“悲观失望”的占16.5%。

　　心理学理论认为，幸福感的关键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和目标如何在外部事件与生活质量之间进行协调。由此，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赛林格曼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公式：“总幸福指数＝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环境＋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

　　在姜汝祥看来，对企业家个人来说，追求“第二人生”有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按照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原罪’的概念使得企业家们有很强的反省意识和警惕性。而中国传统是靠个人道德和文化修养来抗衡世界的变化。职业以外的丰富人生有利于防治中国企业家的人格分裂。”

　　但担任过多家企业战略咨询顾问的姜汝祥更希望强调企业家对于社会的责任：“有人说，职业企业家的幸福感不是来自于职业而是其他，是一种悲哀。这种人生听起来很好，但没有使命感，过于注重个人修炼而忽略了人对于社会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1964年成立了退休企业家服务公司，主要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目前在全美有389个分支机构，12000名会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退休企业家。

　　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大学教授曾问自己的学生：“你们知道经济学和社会学最大的不同吗？经济学是告诉人们如何选择，社会学是告诉人们为什么你别无选择。”我们的商业人士，关心的是哪些资源是稀缺的，消费者有怎样的欲望需要满足，他们由此选择最有利于创造利润的方法整合各种资源、满足消费欲望；但另一些人看到的是贫富不均、社会不公、教育和医疗落后、环境污染、人情冷漠、犯罪横行。因此，作为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们，对社会的和谐同样拥有责任。

　　自从社会责任一词被引进到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企业家学会了慈善和捐助。能够捐钱的企业家不少，但能够捐钱又捐出自己的企业家却不多。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5位。虽然这肯定挂一漏万，但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们与他们站在一起。

　　本刊的整合营销总监问她5岁的儿子，人活着是为什么？孩子想了想，说：“是为了让自己喜欢的人高兴。”在“第一人生”，我们或许只爱自己和身边的人，在“第二人生”，我们该爱更多的人。

　　退而不休：从企业家到教授

　　一个是内地民营企业家，一个是来自中国台湾的外资银行中国区总经理；一个出身贫寒，一个家庭显赫，他们最终殊途同归——主动退休，然后传道授业解惑

　　3月10日，北京依然春寒料峭，傍晚开始刮起了凛冽的寒风。北大国际MBA（BiMBA）和其他院系的学子们依然把万众楼二层多功能厅挤得满满当当，即使厅外走廊的空地上都站满了慕名而来的人。激发见多识广的北大学子们如此热情的，是纽约银行中国区总经理、上海分行行长龚天益。作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人生·理想”系列讲座之一，龚的题目是“从华尔街到上海”。

　　上台没多久，龚天益就告诉大家，自己已经在今年1月从纽约银行正式退休。这是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事实——1949年出生的龚天益还没有到达传统中的“60岁”退休年龄。

　　与许多公司创始人或高管一样，龚天益也有“布道情结”，但与台积电董事会主席张忠谋、Google中国区总裁李开复等人不同，讲台在龚天益的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将更为重要。而对于现在一心想在高校讲课的龚天益来说，有一个人显然值得羡慕。这就是方太集团主席茅理翔。

　　2002年，茅理翔的儿子茅忠群提前通过了当初设定的“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的考试，正式主持集团全面事务。2005年，方太集团创业10周年，64岁的茅理翔宣布从方太董事长一职退休，转任整个集团的主席。

　　已经从经营一线退下来的茅理翔把时间分成了“三个1/3”：1/3的时间到企业、论坛或大学讲课，1/3读书写文章，另外1/3时间接待来访的客人。从199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开始，茅理翔先后受邀到清华、北大、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大、江西财经大学等20 多所大学讲过课了，并且被聘为浙大、北师大等高校的兼职教授。

　　与龚天益相比，茅理翔的讲课更显得来去匆匆。一位曾经现场听过茅理翔讲课的企业老板回忆到：“茅理翔只带一个司机，驱车四个小时赶来，没有任何休息便开始演讲，他基本不用讲稿，以64岁的高龄站在讲台上连续讲了三个多小时，几百听众鸦雀无声，不时掌声迭起。讲课结束后，茅理翔甚至没喝一口茶，又匆匆和他的司机继续赶四个小时长途回宁波。主办方讲，茅理翔没收他们一分钱费用。”

　　事实上，对于茅理翔来说，走上校园讲坛更像是一种理想的回归。他的职业生涯最早就是从当教师开始。在创办企业之前，茅理翔还想过当作家，身体不好时甚至想过当医生，却从未有过做企业家的想法。但在企业工作的40多年里，这些个人的兴趣早就放弃了。他感慨到：“命运的安排，不知不觉就这样了，人也就是这样不断地得到、失去。”

　　与茅理翔类似，龚天益进入银行业也有些误打误撞。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淡江大学前身）建筑系毕业后，他到了美国纽约。当时正值美国金融危机，做了一段短工，他才经朋友介绍进入华尔街的欧文银行，并且争取到公司的培训项目。欧文银行与纽约银行合并后，他于1991年担任纽约银行新加坡分行总经理。1997 年至 2003 年担任纽约银行台北分行总经理。2003年10月，他到上海任纽约银行中国区总经理一职。

　　在龚天益看来，自己的行为受家庭熏陶很深。他的家庭颇具文艺气息，父亲龚弘曾经担任过台湾新闻局副局长，拍摄了不少当年颇有知名度的电影，并一手创办了台湾金马奖。或许正是因为幼时受到传统儒家经典的熏陶，龚天益认为，人应该“活在当下”，要注重现世对于个人的磨炼和社会的回报。

　　2006年，龚天益突然决定退休。对于自己急流勇退的动机，他表示：“是因为血浓于水的感情。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一生最珍贵的青壮年都在为国外公司工作，现在，我希望回来为祖国做一些事。”

　　走上讲坛的龚天益似乎并不比以前当银行家时轻松。目前龚天益已经开始在台湾大学担任免费的兼职教授，讲授“大陆金融概况”课程。他表示，其实最希望能够到北大教书。“现在的我想做的事，是和更多的人一起share我的经历、我的内心体悟。”他解释到。

　　茅理翔也希望通过讲课传播和推广他做企业的成功经验和理念。“我现在是创造文化，这很有意义，不亚于我开发产品。”他说，“我完全是在传播一种思想，也许对其他人做企业有帮助。”

　　事实上，讲课对于茅理翔自己的理论思考也是一个提高。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小例子是，在面对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生提出的尖锐问题，即“为什么交班只给儿子不给女儿”时，茅理翔总结出了“口袋论”——在第一代创业家面前，企业家与子女只有一个口袋的利益，一旦儿子、女儿结婚了，那就存在他们两个口袋，这个口袋包含儿媳、女婿等家族的因素，也由此就可能引发为利益争斗的矛盾，因此，始终将企业的所有权放到一个口袋里，则可以有效地避免不必要的内耗。而所有权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绝对控股下的分权。如今，茅理翔结合中国国情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规律，总结出一套独具方太特色的经营哲学，比如“淡化家族制”、“口袋论”、“企业发展平台论”等，已经成为中国家族企业研究及MBA教学的典型案例。

　　目前，茅理翔正在着手于他眼中比之前更为重要的工作——将方太在家族企业的经营与传承中积累的思想系统化、产业化。曾经把几十年做企业的心悟写在《飞翔的管理》、《飞翔岁月》、《管理千千结》、《现代家族制管理》等四本书中的茅理翔，正准备出版拟名为《家业长青》的新书。

　　今年1月8日，茅理翔创办的“家业长青家族企业接班人学校”正式开班招生。茅理翔对这所学校的定位是非营利的公益性民办事业，主要培训对象是家族企业领袖及其接班人以及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