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花税上调”的税法难题

　　5月30日财政部宣布上调印花税至3‰后，股市连续几天狂泻。用印花税调控股市的利弊我们暂且不说。但此次印花税上调引发股民恐慌，与政府上调印花税的信息不公开有相当关系。因为早在5月22日，有关提高印花税的传闻就已在社会上流传，但当有记者致电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一些官员求证时，得到的答复几乎完全一致：没有这回事。

5月23日，《中国证券报》等媒体以“利空传闻被澄清”给予报道。纵然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表态并不一定能代表政府的权威，但相关部门在报道出台后没有及时澄清，而是在5月30日悄然上调，这种做法自然会引发股民恐慌。

　　税收作为国家对公民财产的征收，事关全体公民的利益，因此，任何税种增加或税率提高，公民都应当有充分的知情权。而印花税的上调之所以能说调就调、神秘兮兮，无非是它的征收与税率上调都在政府掌握之下，不需要在人代会上由代表进行公开博弈，从而让公民无从知情。因此，由此次印花税的上调引发的税收征收由谁来决定的问题，关系到建设法治和宪政国家，打造法治政府的问题，它的重要性远胜于印花税上调引发的股市短暂恐慌。

　　纳税问题，在西方向来是最重要的宪政问题，保障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防范政府权力的滥用，首先一点就必须使政府征税的权力得到人民的同意，并约束在法律的限度内。1215年的英国国王与贵族签订的《大宪章》规定，除国家法律规定的赋税外，“王国内不可征收任何兵役免除税或捐助，除非得到本王国一致的同意”；“为了对某一捐助或兵役免除税的额度进行讨论并取得全国的同意，国王应发起召集大主教、主教、寺院长老、伯爵和大男爵等等开会，讨论研究征款事宜。”英国的贵族正是从税收问题上，开创了对王权的制约，启动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宪政进程，捍卫了公民私产的尊严。现代西方法治国家，规定税收的权力都在议会，而且通常在民众院（下议院）。没有议会的同意，政府不得任意向国民征税。

　　征税问题之所以要由议会来决定，而不能由政府自行决定，甚至不能由议会授权政府决定，原因在于，公民纳税是公民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一种交易，这种交易是否公平，就不能由政府单方面说了算，而必须由民众来决定，由民众的代表在议会上反复进行博弈、协商和妥协下形成，如此才能体现民众的自愿与意志。还有，政府天然具有膨胀的趋势，也就天然具有多征税的冲动，如果征税不是由代表来决定，政府就可能无限制地征税，从而使公民的财产随时处于不稳定状态，公民也就无从在这片土地安身立命。

　　在我国，1992年颁布、2001年第二次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即“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不过，这一法律仍然开了让政府征税的口子———“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目前，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基本上是行政主导的法律体系，有80%以上的税收法律是由国务院根据人大授权，以条例、暂行规定等行政法规的形式，或者由国务院授权给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委颁布的，经全国人大立法的只有《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四部法律。即便如此，在这80%以上的税收法律中，有相当部分税收行政法规、规章并没有得到法律授权，而是由国务院和国家部委自行规定。以印花税为例，这一税种是1988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后于同年10月1日起恢复征收的。在《税收征收管理法》颁布确立“税收法定原则”后，理应由法律进行规定，或者由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但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见到相关法律规定或者授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印花税还是由政府部门自我授权进行征收。

　　税收问题作为如此重要的法治、民生问题，至今仍然由政府主导而人民代表博弈不充分，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在征税问题上，在公民财产保障的第一道关口上，如果政府部门征税和提高税率过于随意，即使世界上最完备的《物权法》也将无法保障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在此，反思税法应该是改革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