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的过渡国企分红回到原点 为何再分国企红利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今年开始在中央本级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地方试行的时间、范围和步骤由各地政府决定。这表明国企只上缴税收不上缴红利的时代将成为历史。国企专家解释说，按照通俗的说法，即政府作为股东，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提取分红和进行再分配。

　　历经多年发展，国企已经逐步成长壮大，已经有能力对国家进行“反哺”。据财政部科研所提供的数据，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实现利润达7700亿元。而据财政部科研所专家们的估算，2007年中央企业的收益将超过8000亿元；如果加上地方国有企业利润，规模将超过1.2万亿元。

　　此时国企重新向国家上交利润，可谓顺势而出。因为在目前，国有企业享有的利润相当一部分是垄断企业通过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

　　13年的过渡国企分红回到原点

　　1993年之前，国企是要向国家交利润的。1993年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调整了国家和企业的分配政策和形式，对1993年以前注册的多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行税后利润不上交的办法。这次改革对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问题作出了明晰的划分：应该上缴国家的部分采取税的形式，并按照统一的税率征收，剩余的部分全部归企业所有，即在一段时期内不向国有企业收取利润。

　　当时，作为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内容之一，暂停收缴国有企业税后利润只是过渡措施。在1993年分税制改革的同时，国家就提出要“逐步建立国有资产投资收益按股分红、按资分利或税后利润上交的分配制度”，也即目前正在制定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尽管在当时，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普遍不佳，政府其实从国有企业那里得不到多少利润——1994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全部利润仅占GDP的1.8%。但是如今，情况变了，预计到今年年底，央企税后利润将超过8000多亿元，如果合计地方国有企业的4000多亿元，今年国有企业税后利润将突破1.2万亿元。而且，这些利润主要集中在国有垄断企业。2006年中国移动、中国石油、国家电网、中石化、电信，这前五名中央企业的利润竟然占了全部中央企业实现利润的70%。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内部资金配置并没有受到严格审核，导致了资源大量浪费及资金配置效率下降。世界银行去年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和改制收入属于公共收入，应当向国家分红，因为这将是提高消费、抑制投资过热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不容忽视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国有企业通过垄断获取不断攀升的利润，另一方面，在面临市场充分竞争的行业，企业却存在巨大的亏损，亏损面平均超过45%。200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亏损企业的亏损额达到1026亿元。而在过去几年中，四大商业银行也共计核销损失接近2万亿元。来自国资委的一份数据显示，近8年来，国家财政主要用于国有企业的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三项费用、填补企业亏损补贴支出合计就达1万亿元。

　　更重要的理由或许在于，国家承担了企业重组的大部分成本：已经接手了诸如学校和医院这样的社会职能，且国家在职工失业和提前退休等带来的相关成本方面还担负了主要责任。

　　一方面，多年来的巨额亏损和改革成本由国家承担，另一方面是垄断的国有企业利润攀升，但国家并没有像其他股东一样理所应当地获得资产的部分收益。这显然有失公平。

　　此外，国企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要求其不可回避地要向国家上交利润，特别是垄断国企职工的高收入、高福利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问题，这些都客观上要求在二次分配中得到解决。

　　遵循公平和效率用好红利收入

　　虽然就全国而言，当前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但之前北京、上海、深圳、长沙等地对此进行了相关探索。从它们的经验来看，最关键的是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投资权、分配权如何使用并得到有效的监督。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统筹兼顾、适度集中”、“相对独立、相互衔接”、“分级编制、逐步实施”的三原则。但由于无国际经验可循，接下来的问题也不少。

　　业内专家指出，其一就是要理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预算的关系。公共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主要用于社会的公共支出。国有资本预算的收入则是凭借国有资本取得的投资收益和资产转让收入，主要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准则和根据国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及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的要求，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和重点领域，实现国有资本的增值。国有资本预算可以相对独立，但从国有资本收益的性质来看，它的所有者也是全民，因此其收益也必须归全民，即，国有资本收益必须纳入国库，然后通过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回归于全民。

　　其二，是如何用好国有资本预算收入这笔支出。按照有关权威部门提出的不高于15%的企业利润作为红利上缴的意见，这部分红利收入可能达近千亿元，剔除亏损国企等其他因素，仍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因此，这笔国资投向，也存在一个效率和公平问题。国资收益作为公共资源，使用上主要投向公共投资和经济建设两大领域。前者主要用于补充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后者主要用于产业发展规划、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企业技术进步等方面。从试点地方的情况来看，国企红利则首先是用于支付改革成本，然后是国有资本投资，再后是支持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这也说明，在中央和地方会有不同。地方上主要用于企业改制成本的支付，中央则主要用于包括国企战略调整以及对重要企业补充资本金等方面的资本性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