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加”“减”并举相得益彰

　　　宏观调控做“加法”之后，又开始做“减法”了。

　　7月1日起，一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和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其出口退税将被调低或取消。

　　回顾本轮宏观调控的轨迹，人民币升值、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增发央行票据、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不难发现，政府部门出台的这些市场化举措多是在做“加法”。

　　此间观察家认为，宏观调控只有“加”、“减”并举，才能相得益彰。这次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政策和人民币小幅升值，一“减”一“加”，可能会大于单纯叠“加”的效应，必将有助于缓解外贸顺差增长过快带来的突出矛盾，可望从源头上抑制流动性过剩势头。

　　同样，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凸显的储蓄存款负利率问题，也应引入“减法”思维。从目前情况看，取消利息税比一味加息更有的放矢。

　　5月份，我国CPI连续第3个月超过3%“警戒线”，创出3.4%的新高，一年期居民存款实际利率已近-1%。负利率不利于稳定居民通胀预期，也使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失衡有所加剧。在负利率的“驱赶”下，当月居民存款创下历史月度最大降幅。

　　这种情况下，加息的趋势几无争议，只是出台时间问题。由于流动性过剩短期难抑，无论是从抑制CPI持续27个月上升的势头、保持币值稳定出发，还是从防止投资继续反弹、避免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考虑，始于2004年的这一轮加息周期都远未结束。

　　问题是，什么时间加息合适？考虑到5月CPI创新高主要是由肉价短期扰动所致，据此加息，可能难以对其形成直接影响。况且5月人民币贷款增幅较前4个月平均水平已明显回落。此外，最近一次加息至今仅1个月，而加息效果的显现，一般有2－3个月的滞后期。因此，观察一段时间再加息可能比较合适。

　　但取消利息税则应在当下。如果说加息是一项单纯的货币政策措施，那么取消利息税则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机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措施上的综合配套，正是本轮调控的一大特色。

　　从经济背景看，1999年开征利息税正值旨在扩大内需的降息周期。而自2004年以来，我国经济已步入预防过热的新一轮加息周期，偏高的利息税已使加息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取消利息税不像加息那样牵一发而动全身。从矫正居民存款负利率、缓解储蓄分流的功用看，它与加息异曲同工。取消20％的利息税，相当于一年期储蓄存款加息0．612个百分点。然而，由于其对应的仅是老百姓的存款，对企业和银行的效益几无影响，因此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加息2-3次。

　　再看取消利息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依据去年的数据粗略推算，取消利息税减少的财政收入，远不及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给政府带来的新增收入。

　　做“加法”之后，是该做“减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