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模式必须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无疑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但对其含义的理解在各个学派之间却存在着显著的不同。29年前，当中国打开国门，利用自身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加入全球分工链条的时候，无疑是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思路。
在中国出口迅速增长，国家财富大量涌现的同时，自主创新、立足国内开始成为了政策的主流。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呢？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看待原有的发展模式呢？为此，本报特别策划了此系列，希望从学理和实践等层面来剖析比较优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并讨论中国下阶段发展目标的设定以及方式方法的选择。也希望可以抛砖引玉，引起各界人士对此内容的探讨和分析。文章欢迎读者来信交流，guchongqing@gmail.com。
6月19日，财政部等国家机关宣布从7月1日起对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税率进行调整，这是中国政府为了缓和贸易顺差，减少贸易摩擦的最新举措。随着中国世界工厂模式的确立和发展，一方面是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则是国内外的种种相关问题，例如贸易摩擦、污染等。
在学者们为了解决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失衡而开出种种药方的时候，无法忽视的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以大进大出，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曾经有效的开发了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廉价劳动力，使得人多在中国更多的被看作成一种资源。而这一切的背后就是比较优势理论思维。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高度互动，而且复杂程度大大加深，一边发展一边转型，这对未来的战略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分析中国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优劣，本报此次特刊登对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高柏的专访，以飨读者。
比较优势的社会建构
《21世纪》：目前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的增长势头，外贸发展很快，但贸易顺差引起的国际贸易摩擦也比较多，最近政府也下调了一系列商品的出口退税，那么在您的眼中，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是遵循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高柏：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发展模式直接采纳了比较优势的理论，对外开放从沿海一下扩大到内地,产业也从原来有限的几个扩展到很多产业，甚至服务业。1992年以后，外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公司迅速进来抢滩布局，所占比重大幅上升。加入WTO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这个说法开始出现。过去这十五年中中国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依靠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参加国际分工，依靠国际市场的需求来促进中国国内的就业和经济增长。
《21世纪》：您刚才提到了中国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而我们也知道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和比较优势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您看来，应该如何认识这个理论呢？
高柏：比较优势的理论对中国实现从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向优先发展轻工业的转换，以及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解决国内大量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而言，有重要的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后果，要求我们对此进行反思，选择一种新的发展道路。
首先，我们谈一下比较优势的性质。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比较优势就是自然禀赋，即一国生产要素的配置，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等。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如果各国都生产利用本国丰富要素的产品并相互进行贸易，各方均会受益。
但是，如果我们从几个其他学术分支或理论流派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较优势的性质则更为复杂。从经济社会学里新制度学派的视角来看，经济理性是被社会地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出来的，它受人的认知的影响。就比较优势而言，根据该学派观点，只有当中国人自己和中国人的外国贸易伙伴共同认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时，它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目前国内和国际上对于中国比较优势的认识存在一个认知差距。国内更多地强调劳动力廉价这一侧面，而国际上看重的不仅是其廉价，而且也包括其优质。中国劳动力的优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二是比较有纪律。当然,优质廉价劳动力在这里指的是中国与他国相比时的绝对数字,并不是在中国总人口中的相对比重。这个认知差距看起来似乎很小，但在实际中，它的影响会有很大的不同。
经济学内部关于贸易的基础也有不同的看法。杨小凯(杨晓凯新闻,杨晓凯说吧)（曾任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教授，曾提出“后发劣势”的观点，2004年病故——编者注）曾经对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做过很好的梳理。在杨小凯看来，斯密认为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是专业化经济的问题。分工是其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到了后来被李嘉图和马歇尔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规模经济给取代了。在我看来，经济学这两大传统之间的一大区别在于斯密的分工理论包含着人主观选择的可能性，而李嘉图-马歇尔的比较优势理论则排斥这种可能性。换句话说,斯密代表的经济学传统与经济社会学的新制度学派在这一点上有相通的地方。
《21世纪》：可以具体谈谈这点吗？
高柏：我们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两个理论传统在贸易实践中有什么样的不同。资源配置效率说的通俗点就是什么赚钱做什么。在美国有一个说法是，不管做什么片，计算机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挣钱就可以。这是从生产者或投资者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贸易问题。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资源配置效率的意思是什么东西便宜我买什么。
看专业化分工的效率可以以日本和德国为例。他们强调本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依靠高技术工人和工程师之间的紧密合作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他们不是靠低价格来竞争，而是靠产品的质量来竞争。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的比较优势完全可以被不同的社会进行不同的建构。假如认为资源配置最重要，那肯定要强调廉价劳动力。如果相信分工的重要，在国际分工体系里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那就需要自主创新。
从一国如何参与国际贸易才能获得最大利益这一特定命题出发，斯密的分工理论，熊彼特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以及当代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可以视为一个彼此呼应的,与主流经济学强调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截然不同的经济学传统。斯密强调分工对贸易的意义，到了熊彼特等于是为分工提供了一个基础,强调以创新为基础的分工，迈克尔·波特则把创新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支撑进一步操作化。如果从这一理论视角看比较优势,我们的观点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21世纪》：那么对比较优势的不同看法对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思路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高柏：为什么说认知重要，为什么说认知因素影响比较优势，为什么说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这对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有很大的影响？作为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与一个商人挣钱，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商人可以是什么挣钱干什么，这正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本义，而熊彼特讲的企业家是需要一种品格的。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研发在成功之前对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价没有大的好处,因为投资者关心的是短期的股价,而研发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太大。反之,无论是德国和日本这种所谓的“工匠型”国家，还是华为、奇瑞和阿里巴巴这些国内创新型企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自身定位在贸易分工中的高附加价值一端,然后绝不因为一时资本回报率低这一资源配置的原因而轻易放弃这个定位，把追求这个定位当做一个使命来追求。
去年夏天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当客座教授时特别想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外包是否也对日本的就业形成了大的威胁,因为在美国近年来人们一直强调外包对国内就业的冲击。我从媒体上感觉好像日本人没太把外包当作是一大威胁。去了后看了很多出版物，包括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同样是讲外包，同样面临国际竞争的压力，日本企业的做法跟美国企业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企业把技术当成是命根子，如何保护技术是考虑外包时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而外包也往往是通过自己本公司在外设厂来进行的。
全面根本性的竞争
《21世纪》：我们过去奉行比较优势理论，经济发展较快。走到今天，这样的发展模式又造成了哪些现实的问题呢？
高柏：我认为主要造成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加剧了国内不平等现象，第二是恶化了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强调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为了保持强化这个优势,就可能会人为地控制工资水准。沿海农民工曾经十年不涨工资, 现在仍然有人主张对最低工资要慎重, 因为一旦工资上涨，国际贸易就要出问题。
实际上，不平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那么不平等在中国与比较优势的理论有什么关系?
比较优势理论在两个方面与不平等有关。第一，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外资的工资要高于国内企业。第二，无论劳动力密集型,还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都可以在中国找到低成本而相对高质量的雇员，像外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汽车全球生产商，它们要雇一个大学毕业生要付多少钱？如果在广东，甚至在内地做玩具，或者是做衬衣的企业，一个员工要多少工资？这是很简单的算术。在美国,许多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早已经转移出去。而在中国的特定环境里，高科技、中科技和低科技产业并存,而且都是外商投资的对象,它们之间的工资水准差距很大。随着产业升级换代的进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合格的人才会相对变少，这就使得该领域劳动者的收入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国际上的研究早已指出外资会加剧受入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
《21世纪》：但是这个跟我们在实际中的政策又有什么关系呢？
高柏：这和政策有直接的关系。这里讲的比较优势影响的不仅仅是贸易政策,它影响的是整个政策范式。在这个范式中,如果政府在解决经济平等方面无所作为，大量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没有其它选择，只好接受十年不涨工资的现实。但是你看一看2004年以来的变化,几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的。加紧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发生短缺,农民工的工资也上涨很快。当政府取消农业税，对种粮进行补贴时，农民工就有了其它的选择，很多人回家种地去了。政府虽然不能要求资方涨工资，但可以通过政策手段去改变工厂运行的环境，使劳动力市场发生变化，最后工资不得不涨。
《21世纪》：第二点呢？
高柏：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比较优势与从主流经济学看比较优势有很大的不同。经济学假设各个国家在参加国际贸易时自觉地奉行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则，这完全忽视了实际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当一国产业受到贸易的负面影响，这个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会坚决反对。
中国发展模式跟其它国家相比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中国是靠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去发展经济的。中国进出口的近百分之六十来自跨国公司在华企业。
第二，由于中国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不局限于一个产业，这种发展模式对其它国家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传统上的东亚模式。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曾被西方认为是最大的威胁，但这种威胁仅仅限于汽车和家电等少数产业。虽然这些产业在西方国家政治中的反日倾向特别强烈,由于数目有限,所以形成不了一种全面的政治反对力量。
中国则不一样。各产业的跨国公司都想把中国纳入它们的全球生产链。这意味着许多支撑发达国家就业的产业都有可能向中国转移生产。这一方面大大地加速了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中国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例的迅速上升以及外资在其中的巨大份额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的廉价优质劳动力在所有这些产业里通过外资向中国转移生产过程的形式对发达国家的就业造成了威胁。这将对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以及对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到目前为止，跨国公司仍然是这些国家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中国的政治盟友，因为他们是生产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是这种局面将随着中国自主创新的不断加强发生变化。当中国企业全面加强国际市场竞争力时，中国与跨国公司的利益也可以发生正面的冲突。这一前景无疑是世界发达国家许多企业的心病。
与此同时,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世界工厂模式对国际资源市场和能源市场的影响也在急剧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可以说，这种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本身有一种不断恶化自身外部环境的内在机制。
发展内生的创新体制
《21世纪》：中国一方面在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在管制上游资源的价格，比如水电油的价格，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一些涨价的压力并没有传导到下游产业中去，当然，这对出口有促进作用。
高柏：如果不控制上游价格,中国的生产成本肯定上升，最后肯定要反映在物价里面。由于上游企业大量是国有企业，对上游资源的价格管制等于是一次变相的再分配。它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收入，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用这部分来补贴中国的出口和就业。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的交易。
目前中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中国有大量的人口，必须依靠国际市场的需求来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这个模式如果实行长期下去会有严重的国际政治经济后果，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21世纪》：那在政策上怎么办呢？
高柏：按照比较优势继续发展还是选择竞争优势自主创新？如果你把这二者绝对化，那它们是相互矛盾的。假如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好像一旦要搞自主创新，就意味着政府要动员所有的资源为此服务，别的都不管，那这两者肯定矛盾。
但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非是这样。首先政府现在掌握的资源比过去大得多。其次，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政府政策中的重中之重，不可能因为要发展自主创新，影响就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都不要了。实际上，这两者可以并举。一个开放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干预与计划经济中的政府干预完全不同。在计划经济中，政府的全部资源都被计划控制。而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可以集中一部分的资源做最想要的，与此同时允许其它部分自由发展。另外，自主创新不一定非要以政府决定企业在竞争中输赢的方式来进行。把政府资源通过行政手段分配给一两个企业以培养冠军的方式，既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又会催生垄断损害消费者利益。
中国现在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到了一个财富迅速增长的时期，这笔钱花得是否聪明对未来具有很大的意义。
《21世纪》：也就说中国需要现在为未来进行投资。
高柏：你趁手里有钱的时候不干这个事，那什么时候干？中国把钱花在产业的升级换代，为自主创新搞一些基础性建设，现在是最佳时机。这与发展社保和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是同一个道理。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日元急剧升值时犯的一个错误就是错过了一个大幅度调整发展模式的好时机。
《21世纪》：假如中国继续在这些基本的投资上倾斜，将来可能形成一个什么新的增长模式呢？
高柏：思考中国模式一定要跳出东亚模式的框框。在关于发展模式的国际学术文献中,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是与比较优势有关的两个针锋相对的模式。一提拉美的比较优势,人们就谈到自然资源。日本和韩国代表的东亚模式更重视竞争优势。这种模式立足于内生的创新体系去发展高附加价值产品，同时尽量限制外资对本国市场的渗透。
把中国放到这两个参照系里去比就会发现中国和它们的异与同。中国与拉美相似之处在于也相信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对外开放国内市场并参加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在这些方面,中国与韩国和日本完全不同。但中国与拉美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在依靠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积极地进行产业的升级换代，并于两年前开始向以自主创新政策范式为代表新发展模式的转型。在强调创新这一点上中国模式又与东亚模式相通。现在国际上最担心的就是这两个特点的结合，这就是为什么萨缪尔森2004年那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那么大的讨论的原因【2004年夏季，时年89岁的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了题为《在李嘉图、穆勒理论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一文，对自由贸易精神提出了质疑。相关报道参见本报2006年3月6日33版《自由贸易损害了美国吗？》一文——编著注】。
《21世纪》：这样的转变对制度变革有更高的要求吧？
高柏：这个模式转变的前提就是制度性建设。最简单的比较优势发展模式对制度的要求很低。比如你在广东设厂，招一批农民工做玩具就完了。随着产业的升级换代，开始造汽车，甚至大飞机、高速列车，做这些东西制度的因素就变得十分重要。这次国内讨论大飞机上马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原有的航空工业体制是否可以完成这个使命。服务业对制度的要求会更为高，而中国在这方面恰恰是最落后的。
《21世纪》：那您觉得我们现在从过去简单的比较优势转向自主创新的竞争优势，可行性有多大？
高柏：这不是一个是否可行的问题。如今,中国面临的国际局面很清楚。前面有发达国家在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后面一堆发展中国家穷追猛赶。中国必须要为劳动力不再廉价那一天如何参加国际分工做准备。中国现在是全面开放，外资为很多产业带来了生产技术。本国企业如何把这些技术转换成中国自主创新的能力，哪些制度会促进这个转换，这是中国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也是学者们要大力研究的课题。
《21世纪》：那您觉得中国政府现在这方面的政策如何呢？
高柏：我觉得现在中国政府的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从汇率政策上看,一方面在调整,人民币在不停地升值。另一方面是升值速度并不是太快。这给所有企业一个清晰的信号，升值是未来的大趋势。同时，也尽可能为企业争取调整的时间，因为大的结构性调整不是一天半天可以完成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往往伴随着一个痛苦漫长的制度性建设的过程，速度太快的话是会翻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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