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诠释立己达人

　立己达人：基本的文化自信，平和的文化传播　

 ·编者按·

　　世界都在谈论中国，我们在做什么？从现在听到的声音来看，中国依然渴求一种认同，尤其是文化上的认同。

　　近年来，国内文化有些值得注意的现象，西方流行文化、消费主义盛行，而对于什么是中国文化，不少人已是茫然。

前几年有件事，说中国要祭孔，但是找不到该奏什么乐曲，用什么程序和祝辞，结果找韩国人来教，这多少有点荒诞。

　　对这些混乱充满忧虑的人中有一位值得关注，那就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先生，王岳川一直关注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他出版了《发现东方》一书，呼吁重视“中国文化赤字问题”，曾引起很多讨论。王岳川近日为本报撰文，思考中国文化形象重建，认为中国需要注重自身文化的重建以及文化形象的输出，这对中国国际形象的确立意义深远。

　　希望本文让正在思考的人有更深入的思考。

 

　　欣赏差异性文化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珍惜本土文化则是一种基本的文化自信。回顾世界大国兴衰更迭的历史，一方面需要尊敬他者，欣赏差异，文化才有开放性和生命力，另一方面，始终不能失去本土文化的主体性，这样文化才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最近，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委托环球扫描公司进行国家形象调查，对世界主要国家，从给世界带来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角度加以评估。从近三万名不同国家的中高层人士的调查中，对上述国家的国际形象加以排名。得到认同的票数：加拿大及日本均为54％、法国50％、英国45％、中国42％。中国国家形象排名第五。

　　这次国际性的民间评价中有两个现象值得重视：一是美国被排出前五名，二是日本国家形象与加拿大并列第一。就美国而言，其明显的霸权主义的国际行为导致负面评价上升，但美国在世界的话语权仍然不可小觑。就日本而言，由于其“脱亚入欧”的国际性策略的生效，开放的国家形象一度成为了亚洲现代化的代表融入了国际大循环中。

　　中国形象的国际评价提升，对当代知识框架和思想资源的自我梳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消减文化自卑主义，排除自我虚无的文化幻象，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文化热背后的文化失败主义

　　西方流行文化、波普文化、影视传媒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盛行，而真正的中国文化却陷入了混乱与失语。文化混乱问题的根源：一是长期以来的文化失败主义文化和虚无主义情绪，二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中国社会的双重影响。文化失败主义的典型逻辑在于：中国的思想文化注定是失败的文化，根本无法和西方相比，先秦比不过古希腊，现代比不过文艺复兴，当代比不过后现代主义。文化失败主义的思路就是否定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化，这对中国文化自信的确立有不可忽略的消极影响，这是需要警惕的。杨振宁教授甚至认为中国的《易经》不能产生现代科学，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化成了非科学的糟粕。我们今天是经过西方学术话语洗脑，沐浴民主与科学理念的一代人，但不能用这种纯粹的唯科学主义态度去评价《易经》，原始初民没有经过现代性的转折和异化，他们对天地人神、大自然以及空间的解读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

　　中国的儒家经典恰恰没有成为民间能够普遍接受的东西，“四书”早已被批，不是学术界没有研究，而是民间百姓或者公众社会不再关注这些思想，尽管一些乡村还承袭着天地君亲师的质朴礼仪。

　　在学界，博士论文往往选择研究西方的大师、“中师”乃至微乎其微的“小师”，每年都生产出大量关于他们的博士论文，几乎写尽，最后甚至挑不出稍微有影响的人去写。学一门语言爱上一个国家是有可能的，研究一个人继而无限拔高西方也是有可能的，但这种现象“于今为烈”。形成反差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西方博士硕士生把中国20世纪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题目，1949年以后的中国哲学家、美学家，在西方学术史上完全湮没无闻。西方人认为单独的个体不值得去研究，一群人或思潮还勉强值得。这难道不令人奇怪吗？西方人认为自己是一种高级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有尊敬，但古代已经变成文献，只是过去的制高点。

　　西方对中国的立场经历了从仰视到平视再到俯视的过程，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从神学走出，茫茫无路之际，《论语》等儒家著作中“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达人”等思想，一度成为民主政治等“人学”思想的来源，今天西方人在中国却找不到或者不再寻找这种资源，他们除了看到经济和军事增长外，看不到中国还有思想。这对中国明天非常危险，因为“中国威胁论”会不断发展下去，不仅是由于西方人的原因，更由于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失败主义。

　　文化失败主义导致了很奇怪的文化现象，全世界都在谈中国，而中国人自己却不谈中国，一谈帽子就来了——民族主义。笔者决非民族主义者，而是世界主义者。但一个学者应不应该有一个身份或者立场？学者是有立场的，康德很少谈中国问题，黑格尔谈到中国的态度是藐视的，认为除了老子有些哲学思想外，《论语》不过是伦理学，近代更有许多西方学者将中国骂得一塌糊涂。我们不可能成为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肯定要说中国话、吃中国菜继而思考中国如何融入世界的问题。

　　全球化的代价是全球美国化

　　全球化的提出和后现代的传播紧密相关。全球化出现以后，中国学者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手足无措，全球化不可挡，但全球化并非全部都“化”。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科技一体化也有道理，而文化则不可能一体化同质化而必须对话化差异化。

　　文化代表了国家的尊严，决定国家是否真正的和平崛起，决定国民的文化形象是否在世界人民中站得住脚。如果没有这一点，仅仅靠科技经济的数字无法说服人。

　　美国思想正在成为全球思想，这无疑是人类需要付出的一个代价。用“代价”这个词，是因为美国并没有准备好。美国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出来后，经过购地与扩张，特殊的地缘政治使它远离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变成了今天的超级大国，成了全球经济、政治的表率，无人能望其项背。美国崇尚宪法、契约和公正，有不少可取之处，但如果它的文化和宗教要全球化，要成为全球表率，就变成了全球美国化，后果则是十分不妙的。

　　美国花了很大精力，作为国策向全球推行美国的波普文化，我称之为“三片”：一是电影大片，很多人都被美国文化洗过脑；二是薯片，美国的快餐文化把中国的包子、油条打得落花流水；三是芯片，全世界都在使用美国的CPU，而windows则使得全球的操作系统都要和美国保持一致。现在又加上“太空片”——GPRS的定位系统，现在开车如果没有定位系统就失去了方向。

　　美国文化包括饮食文化、视觉文化和通信文化的对外扩张都很嚣张，它的传播业和服务业产值很早就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美国的消费潮兴起，促进了享乐主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从1950年以后，人类自杀率、艾滋病率和精神分裂症均为百分之一，这项统计恰好捅到了美国的痛处。因为，从1945年到2005年，恰好是美国人影响世界的60年，全世界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

　　文化输出也需要一场战役

　　今天世界热衷于谈论中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可能性，但可以让中国软着陆、可以被世界认同的关键恰恰是文化。文化可以帮助中国来说服世界，告诉人们中国是和谐的、内敛的、非侵略性的、主张和平共处的文化。

　　当年周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西方人大为不理解，就是因为他们对于东方文化的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漠视。西方人从小形成了一种战争、斗争、竞争的思维模式，不能接受和平共处，总是需要战争才能共处。西方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却是“对立产生和谐”，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孔子提出“和而不同”，强调的恰恰是差异性的和谐，而不是完全雷同。

　　因此笔者提出文化输出的一场战役：

　　一要向海外翻译三百本书。第一个一百本是中国古代从先秦开始的著作。第二个一百本是中国清末学者如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学术和思想。还有就是20世纪到21世纪之间的一百本文化生态书。

　　第二是制作电视文化片《发现中国》，面对西方普通大众， 计划用一百集到两百集的篇幅，展示给西方人一个真实直观的中国形象。

　　第三则是新建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学校。相形之下，韩国文化输出是有步骤的国家计划，以《大长今》那样的仁爱来打动西方人，针对今天的灵魂缺钙补充一种感召力量。韩国的文化策略很强，中国只是语言教学，多少忽视了一些文化的力量，这是自毁长城，未来中国在东方的文化形象有可能被日韩超过。所以我主张在孔子学院之外，还需要一所学校，不仅局限在语言教学，而且还要把中国各种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整体传播给他们。

　　近来，国际文化问题成为了热门话题，尤其是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最近，韩国又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而日本也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

　　在新世纪国际争端和地缘政治语境中，韩国对文化输出可以说是作为国策来对待。为了扩散“韩流”在东亚的影响，塑造东亚大国形象，可持续地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新办的“世宗学院”将面向世界尤其是东亚民众免费教韩国文字和文化，使得现有学习韩语的百万余人借“韩流”大潮迅速膨胀；日本政府鉴于全世界正学习日语的外国人仅仅236万，计划在全球各地增设“日语学习中心”100所以上，学习中心的规模扩大近10倍，从而从文化深层次改善世界对日本的看法。

　　中国的“孔子学院”最早是学习德国的歌德学院和英国文化委员会而开办的，是为了推广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华文化而设立的教育和文化交流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除了经济军事这类硬实力以外，向海外传播扩散本国语言和文化的软实力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江山代谢，沧海桑田，文明也如过眼云烟。文化之争正在兴起，人们会重新体会到铁与火的痛苦，更加珍惜那些高精尖的文明财富。人类需要思考许多问题，而不仅仅是当下喧哗不已的表层现象。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