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紧密,各自独立——人民币与港币的一国两制

　　汇率：两种货币的共生

　　“港币比人民币值钱”的固有印象，在2007年2月1日成为历史。这一天港币兑人民币的汇价跌破1∶1，自此再未回头。

　　早在中国内地于2005年7月宣布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时，这一结局即已在预料之中。

　　与香港回归前相比，人民币已从固定汇率制走向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浮动汇率体制，但港元的联系汇率制度至今仍是香港金融体系的支柱。

　　在联系汇率体制下，港元与美元牢牢挂钩，自1983年10月17日以来一直被固定在7.80港元兑1美元；在这一水平上维持汇率稳定，也是香港货币政策的目标。

　　行使港府对金融体系和货币流通管理之责的香港金管局，并不制定独立的本地货币政策，港元利率也基本上与美元的离岸利率一致。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维持联系汇率制被载入《基本法》。理论和实际经验，都不支持有关港币和人民币存在彼此相连关系的观点。

　　在处于政府管理下的固定汇率制时期，人民币汇率在1983年以后历经四次大幅下调，但对香港的贸易与汇率均未造成大的影响。2005年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同样没有改变这一状况。

　　“不能把人民币和港币混为一谈。”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说，“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而港币实际存在的是中长期的贬值压力。但是，贬值压力不等于港币就会真的在名义汇率上做出调整。”

　　不过，在经济关系上，香港是中国内地出口的主要转口港，也是内地与国际资本市场联系的重要桥梁。尤其在1997年之后，免受金融危机波及的中国内地，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对毗邻的香港影响力更为深远。

　　中国在1996年底已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的第八条款义务，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

　　回归以来，香港金融界亦不断谋求开展人民币业务，迄今已争取到银行对私人民币业务、发行人民币债券等业务。两种货币的联系已日趋紧密。

　　从2003年初开始，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高。在香港这个不受中国货币当局管理的国际金融市场上，自由进出的国际资本更以港币作为炒作人民币的替代工具，预期港币随人民币升值以获利。

　　在1998年时，为了应付当时金融危机给港元带来的巨大贬值压力，香港金管局曾对联系汇率制度作出技术性调整，推出弱方兑换保证政策，使港币与美元单向挂钩(one-way peg)。

　　如果港元面临贬值压力而触及7.8港元兑1美元这一底线时，金管局可以自动入市干预，卖出美元以阻止港币跌破盯住汇率。但反过来，港元则可以“自由”升值，不受干预。

　　这一次调整，指向正在亚洲冲击小经济体货币的投机者，并无人民币因素在内。但当初设底不封顶的安排，则为2003年之后国际游资预期人民币升值而炒作港币埋下伏笔。

　　如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所言，这种港币升值不明朗的情况，“令流入及流出香港的资金对港元及美元息差的敏感度降低，香港银行同业市场的流动资金停留在高于为保持银行同业支付系统有效运作所需的正常水平大约5倍至100倍的水平，港元利率亦因此一直低于同期美元利率。”而一旦港元利率最终因联系汇率机制回到正常的水平，将使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受损。

　　这实际偏离了联系汇率体制所追求的目标，但仍未使港府动摇对联系汇率制度的坚定信心。为维持汇率稳定，香港金管局又对联系汇率制进行了第二次重大的优化安排。

　　2005年5月18日，金管局宣布了三项优化联系汇率制度运作的措施，将美元兑港元汇率波幅扩大为7.75至7.85，并赋予金管局在此波动区间内自主进行市场操作的权利。

　　此次优化举措目标明显，即防止港币沦为投机人民币的工具，影响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

　　两个月后，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放弃钉住美元，转而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开始了人民币有控制的持续升值。陶冬曾在当时评价说：“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已经打了两个‘前哨战’，其一就是港币联汇制的调整。”

　　这一“前哨战”避免了港元因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波动。两年后的今天，任志刚在回顾这次优化安排的成果时说，港元现汇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性已经消失，联系汇率制的优化措施成效显著。

　　尽管联系紧密，但港元与人民币汇率保持各自独立，也正是“一国两制”的重要体现之一。

　　这一明确且缜密的制度安排，在一个庞大的正由计划体制迈向市场化的大陆经济体与一个身处国际化最前沿的城市经济体之间，维系着微妙的隔离与平衡。而在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金融领域，内地与香港间正呈现出一派迥然不同的水乳交融，这几乎给外界以两地业已“一体化”的强烈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