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投资和贸易顺差是对跷跷板

　　在高储蓄率既定的情况下，投资和贸易顺差是一对跷跷板。信贷投资扩张、内需不足、流动性过剩、贸易顺差激增等等所有这些矛盾的因果乃是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独立存在。

　　——刘煜辉（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表示，通货膨胀数据可能进一步走高，不排除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

此前，已有央行官员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着眼于币值的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维护就业和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宏观调控的出发点是宏观经济。股市、房地产市场是“观察的对象”，并不是“调整的对象”。

　　在中国当下投资和消费失衡的固有矛盾下，央行的货币政策往往对于实体经济是捉襟见肘，鲜有功效。但在目前风声鹤唳的市场气氛下，央行的表态却令股市再次倒下。正在抬头的中国居民消费，或许也将会随着股市财富效应的破灭而再次降温。

　　我并不怀疑央行调控的目标是实体经济。每一个月经济数据出台之时，央行、发改委等宏观部门无不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而忧心忡忡。但是，却很少有人去分析中国投资的结构，中国的投资到底流向哪些部门？

　　这个逻辑非常简单，一旦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消费需求出现衰退，可能给中国高度外向型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外部冲击，进而将中国拉入通货紧缩的泥潭。这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一个直接理由，调控的对象自然是针对产能过剩部门，更明确些讲，就是贸易部门中的制造业。

　　从国家公布的统计局数据看，前5个月，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307亿元、14205亿元和17533亿元，第三产业即非贸易品的固定资产投资远远超过第二产业，即制造业。

　　有学者统计，即便在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根据前五个月的数据分析，煤、电、油、运这些一直制约着中国经济生产、生活的行业投资占第二产业总投资的近80%，而真正轮到终端消费产业的消费品和投资品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几乎无足轻重。

　　为了鼓励消费，中国必须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意味着要修建更多的配套公路、地铁、学校、住房，而所有这些无疑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配套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增长，不同于无效率的重复建设，反而可以缓解目前经济发展的“瓶颈”，改善投资和消费关系，促进中国家庭的消费，并扫除对未来的不安全感。

　　很显然，投资和消费不可能分立，简单地把中国经济的问题归结为“减少投资、增加消费”都是机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投资问题远不是总量过大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和效率问题，至少从目前的投资结构上似乎还看不出太多的不合理性，真正应该理顺的或许是投资体制中的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

　　当下中国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所谓“高储蓄、高投资”。当在投资受到抑制的时候，国内的庞大储蓄就转化成了更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就是讲，在高储蓄率既定的情况下，投资和贸易顺差是一对跷跷板。信贷投资扩张、内需不足、流动性过剩、贸易顺差激增等所有这些矛盾的因果乃是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独立存在。我们制定政策时不能割裂和单立出其中某一个局部，必须动态地把握内外失衡之间的相互交织、相互转化。

　　事实证明，旨在抑制投资规模的货币政策的种种努力往往难以持续，根本无从处理无效率重复建设投资失控而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如果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当投资尤其是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资受到限制后，消费及进口的增速就会受影响，而出口并不会受宏观调控的影响。这样，进口也就赶不上出口，最后导致巨额的贸易顺差，随后必然是流动性泛滥和加剧本币升值的压力，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泡沫急剧膨胀。

　　或许真是到了我们的宏观部门该认真反思的时候了，如何才能跳出当下宏观调控的“怪圈”？未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着力点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