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要求大学开设中国语文课,就有某高校官员站出来响应:“我们的理工科学生必须要学习语文!”这话似欠周详,等于宣告了大学之前的母语教学的彻底破产,不免让中小学语文老师感到受辱。
在人文素养普遍缺失这点上,我和教育部以及某学官其实有共识。
能把一个站不住脚的政策演绎得冠冕堂皇,是需要一些语文功底的。那位支持高校开设语文课的学官正是这样,在蛮横的立论后,阐述了看上去挺高尚的动机和极美好的目的。但在他的炎炎大言中,你会发现语文课不见了,概念被偷换,中心词成了“人文素养”。高校开设语文课的动机是:人文素养太低;开设语文课的目的是:提高人文素养。但显而易见,语文课既不是提高人文素养的必要条件,也难以构成改善人文素养的充分条件。另外一位支持者似乎意识到了其中的逻辑悖谬,貌似公允地说:“人文素养的提高靠的是个人的自学,但语文课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其话语有多么躲闪,其理由就有多么虚弱!
这位学官在为“人文素养”重要性举证时说:“世界上的大科学家,没一个不是人文修养高深的。比如爱因斯坦、波尔等。我们熟知的李政道、杨振宁同样如此。”
———瞧瞧,本来在讨论大学是否应该全面开设语文课,他却大谈科学家的人文素养。其实我想知道的是,爱因斯坦、波尔的人文素养是否是大学语文课养成的?前不久,杨振宁先生盛赞中国的本科教育,认为是世界一流。这个让人耸动的说法,究竟印证了杨先生的人文素养高,还是说明了大学语文的不必要?在那位学官的言外之意中,我倒是实在无法判断法拉第、爱迪生等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大科学家、大发明家的人文素养的高低,当然也听不出助纳粹为虐的某些世界一流的德国科学家语文成绩是不是特差。
由此可见,大学全面开设语文课的理由言不及义,难以成立。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身为受过中国教育制度恩泽的人,我愿为此竭尽绵薄之力,奋勇献计献策:一、自律,教育行政部门亟待提高人文素养;二、自治,给学校以主动权;三、自由,给学生以选择权;四、立马终止中小学的应试教育,灌输普世价值,强化人文教育。
最后,基于我对大学全面开设语文课前景的判断,我郑重建议:把大学语文开设到幼儿园。
窃以为,对提高人文素养而言,两者几乎是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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