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如何争取社会正义

　　知识精英没有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背弃公平正义的原则，没有因为自己处境的相对优越而对穷人的苦难麻木不仁，这是美国社会能最终走出道德低谷的重要原因

　　上一次新旧世纪之交，年轻的美国正面临着社会的巨大痛楚。

由于急剧发展的工业化与都市化进程而带来的社会弊病，已经到了人民认为无法忍受的地步，要求改革、呼唤正义的呼声激荡在美国大地。

　　这就是也被称为“扒粪运动”的20世纪初美国争取社会正义的进步运动。

　　奴役与自由

　　在18世纪的西方政治与法律文献中，“奴役”与“自由”是两个最常用的词汇，经常并列成为“社会中幸福与悲惨的两个极端”。但是，在当时美国的现实语境中，奴役状态实际上是指被剥夺政治自由、在公共事务中没有发言权的人。什么是奴隶？就是“没有代表权而遭到课税的人”。

　　北美殖民地的奴隶制曾被马克思斥为“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无耻的奴役人类的形式”，从许多历史资料中也可以看到美国南部种植园中的奴隶过着非人的生活。也有历史学家持不同判断，认为北美殖民地的奴隶可以有周六和周日的休闲(收棉花季节除外)；食物可以有玉米、猪肉和水果以及牛奶；他们事实上不但比仍生活在非洲的奴隶要过得好，甚至比欧洲的很多穷人也还好些。但不管怎么样，奴役人的制度都是18世纪人类史上的耻辱。

　　美国理想竟成恶梦

　　19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工会骨干、教会神职人员、报社时事评论员和作家不断向社会呼吁或者抗议。尤其是平民党人，他们长期坚持面向大众宣传，长期坚持把社会的贫困真相揭露出来并帮助人民认识其严重性。由于他们的努力，政府不得不稍微认真地考虑社会的福利需求。所有这些敏感而且怀有道德责任感的舆论活动，都成为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席卷美国的社会正义运动的先声。然而，真正促使足以荡涤污泥浊水的暴风雨的到来的，还是现实生活状况的急剧恶化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19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经历了前此未有过的经济衰退，社会群体之间的分裂、仇视以至流血斗争也不断加剧。一方面是农场的崩溃、城市贫民饥寒交迫，另一方面是骇人听闻的政治腐败、钱权勾结。纽约《论坛报》在1892年曾这样评说：“一个人人机会均等、社会公平政治清廉的美国的理想已成了一场恶梦，在梦中，这些理想都颠倒了过来，似乎整个社会处于黑暗的混沌状态。”

　　社会的震荡必然出现。1892年在霍姆斯台德爆发了工人与警察的流血冲突事件；1894年，普尔曼的工人遭受饥饿的无情威胁；同年芝加哥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并与联邦政府的军队发生冲突。有更多的人在许多领域发起了被日后的历史学家称为“进步运动”的活动：例如反对贪污、恢复真正的代议制度、促使州政府摆脱大企业的控制、建立有效的社会公共监督机制等等。它们都是在不同领域展开的，并没有什么统一的领导、斗争纲领和行动计划。但共同的一点是，社会各阶层中的精英分子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共同感受痛苦、反抗不义。

　　了不起的“丑闻报道员”

　　新闻舆论与社会正义之间本来就有着天然的联系。即便是在被钳制的时候，新闻传媒不敢揭露政府那些最隐秘、最无耻的腐败与罪恶，它往往也要报道一些鸡毛蒜皮的不良现象，以维护自己道德的舆论形象。

　　在这场美国的进步运动中，舆论走在最前面。正是那些具有人道良知和无畏勇气的新闻记者对美国现实中的无耻与腐败的揭露，激起了公众的义愤，促使进步运动席卷全国。他们的业绩在新闻史上前无古人，在他们的身后留下的传统就是：正义是新闻的第一原则，其它的一切全是扯谈！L.斯蒂芬斯著书揭露各州政府钱权交易的黑幕；D.菲力蒲发表的关于“参议院的背叛”的调查报告揭发政府大人物以及“太子党”的罪恶；I.塔贝尔小姐把美孚石油公司的种种卑劣行为披露得淋漓尽致。人们把他们称为“丑闻报道员”或“黑幕揭发者”。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不辞劳苦甚至冒着极大的危险调查事实、撰写报道和抨击文章，他们的文字深深地刺痛了美国的良心。他们打破了许多人还抱有的对体制和官僚的幻想，最大限度地把读者吸引在自己周围，向邪恶势力和政府腐败宣战。

　　政府对于这些“丑闻报道员”当然极为不满和仇视，当1906年菲力蒲发表《参议院的背叛》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极为气愤，在演讲中严厉指责黑幕揭发者是一些不谙世事、只注意“地上的污秽”而从不仰看“头上的皇冠”的“扒粪者(muckrakers)”。类似的官方钳制一直以来都是新闻史的最重要的篇章，差别仅仅在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结局。罗斯福的谴责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不仅没有把“扒粪者”打压下去，“丑闻报道员”反倒愤而反击，干脆以“扒粪者”的名义到处揭发黑幕、寻找污点。公共媒体也看到了公众的关注与市场的利益，积极鼓励“扒粪者”揭丑。“黑幕揭发运动”因此达到高潮。

　　多么了不起的“丑闻报道员”！在许多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新闻界的斗争被称为“新闻革命”，有学者甚至认为：“美国进步主义的最重大的成就就是揭露黑幕运动。……进步主义最出色的贡献，就是对社会负责的记者兼改革者的贡献。”

　　知识精英的战斗性

　　知识界的进步主义分子的工作虽然没有新闻界显赫，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直到19世纪末，美国还有不少人盲目崇拜宪法和相信大资本家、大企业对社会发展有巨大贡献。因此知识分子的首要工作就是推翻既得利益者为维护现状而据以立论的全部思想基础，并为新的、民主与正义的社会秩序提供思想体系。这是富有战斗性的又一场启蒙运动。不少学者(如华盛顿大学J.史密斯教授、哥伦比亚大学C.比尔德教授等等)激烈批判美国宪法的“神源论”，不管这些批判是否正确，其共识是：美国宪法并非神圣不可批评，更何况它确实有着保护少数人利益、阻挠改革的偏向。

　　对于大公司的经济神话的幻想，总是与对企业巨子的被神化的发迹史掺和在一起，对大众起着一种不良的诱蚀作用。于是知识精英极力批驳这些神话和幻想。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者G.迈尔斯在其三卷本的巨作《美国富豪史》中，把所谓“成功人士”的外衣剥了下来，进一步证实了一直以来的指控：他们的巨大财富是靠掠夺和预先占有自然资源而获得的。

　　另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是，美国政治中一直存在着“杰斐逊传统”，即对大企业垄断与扩张放任自流。以H.克罗利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政治学者认为，在一个大工业大金融的时代，绝对的不干涉和放任自流政策只能使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不断扩张，同时造成下层人民的处境日益恶化。他们的研究与批判促使法律层面的改革，在1903～1910年通过了几项有利于把大公司置于公共权力监督下的法律，最后于1914年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以监督大企业的运作，并授权公布其违背公共利益的活动。

　　知识精英没有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背弃公平正义的原则，没有因为自己处境的相对优越而对穷人的苦难麻木不仁，这是美国社会能最终走出道德低谷的重要原因。

　　斗争成果历历在目

　　这场发生在20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留下了丰硕的成果。

　　逐步确立了禁止使用童工的法案。最后在1916年参议院通过了基延—欧文法法案，这被视为新政之前社会正义运动最重要的胜利之一；1917年有39个州制定了以限制劳动时间保护妇女为主要内容的工作日立法，有些州还通过了与此相关的妇女最低工资立法；1920年通过的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确认了妇女选举权；难度更大、更复杂的是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从底特律、芝加哥开始的改革之火最后导致在1914年有400个城市建立了新的市政委员会制度；在经济立法领域，进步运动在对铁路和公用事业公司建立有力的公众监督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到1910年，在各种企业管理条例的监督下，雇主们不得不重视改善工作安全条件、改善员工福利待遇；到1913年，反托拉斯立法运动取得重大成果，著名的谢尔曼法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强烈要求……

　　这场争取社会正义运动的所有成果难以备述，现在回顾美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不可能不重视这些成果所带来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虽然历史学家的评价并非众口一词，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场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充满理性精2神和无畏勇气的社会正义运动，后来的一代人不可能不承认他们受惠于这场社会正义运动的事实。

　　高举社会正义旗帜

　　百年沧桑，人类历史上有多少往事可以成为今天的借鉴，多少正义、理性的呼声仍足以震撼人们的心灵。我们被历史上和现实中所有的奴役、苦难所震惊、所激怒，也为哪怕是最微小的一点进步、最起码的一个合理结局而感到不无欢欣。这时我们总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总是无权无势的善良者被奴役、被欺压？！对此，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写给伯明翰市牧师的信中曾说道：“历史就是一部记述特权集团很少主动放弃特权的说不尽的悲惨故事。”这是何等沉痛的答案，同时又是多么直接了当地揭示出全部秘密的答案！

　　作为对这部悲惨故事的反应，西方近现代历史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改革运动。所有这些运动的共同之处都是以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为核心，拒绝对奴役和腐败视而不见，拒绝承认现状是普通人无法改变的，拒绝遇到挫折就心灰意冷，拒绝在统治者作出一点点让步时就感恩戴德，拒绝把事关全局的政治体制、文明底线等大是大非问题约化为某种经济权益、某些贪官污吏的枝节问题——总之，历史的进步只能是在这一系列的拒绝中才得以实现。(作者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