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突破行政区划束缚释放向上生长能

　　30多年前，我带学生在市郊宝山县杨行公社（现属宝山区）“学农”，每当需要改善伙食，总是让学生骑自行车去浏河买肉，因为浏河地属江苏，而江苏的肉价比上海便宜，每斤可省下一角多钱。在每人每天的伙食只有三角的情况下，这可不是小数目。

但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属于“破坏计划供应”，因为上海的居民是不能到江苏去买肉的，只能凭“肉票”在本地买肉。同样，江苏人也不能到上海来买属于“计划供应”的商品。所以每次我都要派可靠的学生干部去完成这项任务，一般在早上三四点钟出发，以便在天亮前赶回来，以免遇到检查的麻烦。还特意叮嘱学生，将买的肉分散在两人的自行车上，即使被查，数量不多也没有关系。

　　而如果带肉的数量多，就有“投机倒把”之嫌了。由于上海与相邻的江苏、浙江总有些商品的价格存在差异，就总有一批人贩运于两地或三地之间。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出入上海的陆路检查站还不时拦截某种商品运出或运入。贩运者为躲避检查，往往提前上汽车，雇人用自行车由小路运送出境，竟形成了“胡志明小道”。

　　这种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现象，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却是天经地义。如果不按照行政区划、行政归属供应或分配商品，计划如何能执行？正因为如此，不仅价格便宜、距离近、供应方便不能成为选择购买的条件，就是工作和生活的其他各方面也惟所属单位是从。如梅山铁厂就在南京市郊，但因归属上海，职工与家属拥有上海户口，用的是上海粮票、油票、布票，价格自然由上海定，就连当地的中小学也归上海市闸北区教育局管辖。

　　其实，这类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现象由来已久，并非计划经济所独创。由于中国历来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行政权力的运作通过各级政府实施，不同行政区间等级森严，壁垒分明。上海从江南一个普通的县城发展到中国最大的城市，每一步都需要突破原有行政区划的局限。

　　鸦片战争结束后，按照屈辱的《南京条约》，英国派领事巴富尔来上海，商谈开埠事宜。但当时上海是江苏省松江府的属县，小小的知县权力有限，英国人也不屑与他打交道。于是只能由驻在上海的“分巡苏（州）松（江）太（仓）兵备道”的长官（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领事谈判，最终签订《土地章程》，使上海于1843年开埠。随后建立的英租界、法租界和美租界（不久即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虽然都在上海县的范围内，却是“国中之国”，根本不受上海知县管辖。中外间的交涉只能仍由道台出面，以至大多数误以为“上海道”是上海的最高行政长官。但随着租界周围的“华界”日渐繁荣，城市面积不断扩大，闸北、虹口的发展已经扩展到相邻的宝山县界，上海这个新兴城市的辐射范围更非上海县所能控制。至1927年设立上海特别市（三年后改称市），上海的市区和郊区归属于同一个行政区。但直到租界收回后，上海在行政上才真正统一。

　　解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计划经济的日益加强，上海狭小的郊区已远远不适应市区的需求。1958年，江苏省松江专区的10个县全部划归上海，使上海有了一片与大都市相适应的农村和市镇，这是保证上海的蔬菜和部分粮食供应，扩大建设用地的唯一途径。为解决上海人的吃鱼问题，一度还准备将浙江的嵊泗渔场划归上海，但因“三年自然灾害”而中止。上海还在江苏、安徽设有劳改农场，文革期间提倡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上海又在外地建设梅山铁厂、大屯煤矿，要不是文革结束，或许会有更多“飞地”。

　　1982年，国务院成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本意是促使上海市与长三角十多个城市间的“强强联合”。但这个打破江、浙、沪三个省级行政区界限的举措却无法摆脱行政区划的束缚，等到它与已有行政区划画等号，扩大到华东各省时，就只能无疾而终了。正因为如此，十年后的浦东开发只能以重新划分行政区为开始，专门设立了浦东新区。长三角的一体化已经提了几年，上海周边的一些城市还提出了与上海“同城化”的目标。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轨道交通、网络通讯已经为长三角区域内连成一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地理上的距离已经大大缩短，但长三角地区能不能在分属于不同行政区的条件下实现一体化呢？能一体化到什么程度？在历史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长三角的一体化能不能突破行政区划的束缚？这既是历史的机遇，也是史无前例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