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十年回眸：金融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1997年7月2日清晨，曼谷的金融巨头们从睡梦中被唤醒，而当他们惴惴不安聚集到泰国银行总部后却发觉，一场真正的噩梦方才开始。

　　经过数月徒劳的努力，精疲力竭的泰国政府被迫宣布，放弃泰铢盯住美元。

　　危机似燎原之火四处蔓延。7月11日，印度尼西亚宣布放弃联汇制度，菲律宾宣布允许比索在更大范围内与美元兑换，马来西亚则通过加息阻止林吉特进一步贬值。此后，这场后来被统称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灾难先后突袭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甚至连亚洲之外的纽约、伦敦股市也被一并拖拉下水。

　　持续恶化的势头直到次年2月才稍稍止步。危机过后，牵扯其中的大大小小经济体创伤累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30%-50%，股市跌幅则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亚同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更为严重的是，受汇市、股市暴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即使是那些“幸免于难”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也都不同程度受到拖累。

　　亚洲金融危机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爆发的波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造成损害最大的金融危机。如今，十年时间倏忽而过，历史的本原在岁月的长河中反复涤荡渐露峥嵘。曾经经历的伤痛可以被弥合，而那些关于伤痛的追念和反思，理当成为全人类不舍不弃的理性的源泉。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地区普遍呈现繁荣景象。1997年元旦，韩国总统金泳三自豪地宣布，1996年韩国经济高速增长7.1%，而泰国则被IMF盛赞“保持了宏观经济稳健运行的一贯记录”，取得了“杰出的经济成就”。事后回顾，此前该地区弊病丛生的金融体系已经频频拉响警报，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也已指出，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只可惜，这些原本不应被忽视的危险的信号，却被几乎所有当事人视若无睹等闲置之。

　　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深层次的，其中最具共性的一点是，所有为金融危机所重创的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体系均十分脆弱，主要表现为银行部门过高的不良贷款率以及过低的资本充足率。由此，一旦形势稍有反转，情况最为糟糕的金融机构率先倒闭，接踵而来的挤兑风潮及资本外逃则进一步加速其他金融机构接连倒闭。最后，信用危机四处弥漫，经济萧条挽无可挽。

　　亚洲金融危机另一点深刻的教训是，金融开放进程必须与内部金融体系状况相适应。众所周知，自二战结束到上世纪60年代末，资本管制在全球经济及金融市场间构筑起森严的地域壁垒。而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发达国家开始采用浮动汇率并开始开放资本项目。此后，自1989年起，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匆忙加入金融自由化行列，货币当局则不断丧失对于利率、汇率的控制权。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不少东亚国家和地区实际采取钉住美元的联汇制度。1995年前，由于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持续贬值，东亚国家和地区本币实际有效汇率相应下降并带动出口快速增长。及至国际外汇市场出现逆转，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由贬转升，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形势遽然恶化，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出口增速分别从1995年时的25%、26%、13%和30%急剧下降为1996年时的1%、6%、10%和4%。于是，国际投机资本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逆差迅速扩大中嗅到了机会并最终发起致命一击。

　　中国得以“侥幸”躲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严格有效的资本管制，关于这一点，其实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进行审读：一方面，外资大量流入导致的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不具有可持续性，资产价格的下跌往往和资本外逃、本币贬值相关联。因此，中国在不具备银行、企业抵御外部冲击之中微观基础的情况下，坚持采取小幅渐进的开放政策属明智之举。另一方面，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始终如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本轮金融改革之前，很多金融机构实际已经资不抵债，全赖国家信用捆绑方才避免破产厄运。因此，中国幸免于亚洲金融危机无非只是争取到了大力整饬内部矛盾的宝贵时机，绝不能成为沾沾自喜夜郎自大的的借口和理由。

　　《国际金融报》 (2007-07-03 第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