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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绵阳:"中国科技城"面临"七年之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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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年前,地处四川北部的绵阳,成为我国唯一的“国字号”科技城。这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重大举措。在时代的大变迁下,一个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西部国防科技重镇,能否成功转型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科技城?

  7年过去了,绵阳怎么样了?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又有哪些地方有待完善和提高?带着很多人关心的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走进绵阳。

  在美国旧金山的南端,一条300平方英里的狭长谷地上,每年所创造的国民经济产值可以与韩国持平,在世界所有独立的经济体中名列第十一位,这就是称为“美国科技城”的硅谷。

  四川绵阳,位于中国西部,成都平原的北端。7年前,它被国务院确定为唯一的“中国科技城”。

  7年过去了,绵阳实现了快速发展:GDP由155亿元发展到358亿元,规模以上企业由近300家发展到目前的720家。

  这些年来,绵阳获得了一个个荣誉称号:联合国最佳人居范例奖、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在所有称号中,绵阳人最在意的还是“中国科技城”,这也被认为是绵阳的“立城之本”。

  最近这些天,记者在绵阳采访,随时随处都能感受到“中国科技城”的发展与进步。但,另一方面,在几天的采访调查中,也看到了一些积累已久的问题,这些问题现在并没有爆发,却隐隐存在着。

  这些,可能就是绵阳的“七年之痒”吧。

  【一问】人才储备是否足够?

  “我们培养出了100多个清华、北大的学生,却没有一个回来”

  从数字上看,绵阳似乎不缺人才。

  现在,这里聚集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18家国防科研院所以及西南科技大学等11所大专院校,有博士后流动工作站5个、国家技术中心4个,荟萃了包括26名两院院士在内的17万余名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

  在这些“骄人”的数字背后,绵阳却有着说不出的尴尬。

  【尴尬之一】创新人才存在结构性失衡。几乎所有的院士和绝大多数优秀科研人才,都从属于几家大型企业和国防军工科研院所及其相关单位,这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人才格局,人数虽然庞大,但是其主业是国防和军工产业,和绵阳的经济社会发展“两张皮”。虽然,近年来政府和国防军工科研单位采取了不少措施进行磨合,在军转民领域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这并不足以支撑“西部硅谷”的发展,离科技城的飞跃,距离还很远。

  【尴尬之二】缺乏一流的人才基地。硅谷之所以能够成功,重要原因是那里有数所被称为“硅谷摇篮”的世界一流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北京中关村之所以能够成功,重要原因是其周边有一群中国一流的大学和科研院所。而绵阳没有这样的人才基地,虽然有11所高校,但是缺乏一流大学,主要是一些师范院校、独立学院、职业学院和民办高校。

  【尴尬之三】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绵阳市的中学教育的确很好,市教育局局长王和金说:“我们培养出了100多个清华、北大的学生,却没有一个回来的。”

  作为西部二线城市,吸引人才不易,留住人才更不易。在绵阳科技创业园中,记者看到有一个博士园,硬件条件很好,但真正落户并最终留在这里的人才却寥寥无几,有关负责人无奈地说,“这里信息不通,难以形成激发创新的环境。”

  【二问】创新行为是否活跃?

  “中小科技创新企业发展不快,很难说出哪一家是标志性的公司”

  衡量一个城市是否达到“科技城”的标准,有一条很简单的标准,就是这里的创新行为是否活跃,是否不断有创新科技产品问世,是否不断有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起来。

  以美国硅谷为例,那里有7000多家高新技术公司的总部,世界上最大的100家高新技术公司中,有20%在那里安家落户。每隔几年,就会有一家影响世界的科技公司横空出世,比如微软、思科、网景、雅虎、谷歌等等。

  在北京中关村,在美国硅谷,不断有数量巨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诞生和死去,创新行为十分活跃。

  但是在绵阳,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与硅谷、中关村大不相同。记者询问一位中小企业局的负责人,“过去这些年,绵阳有多少中小科技型企业被淘汰或者死亡?”他思考了一会儿后表示:“在我的印象里,好像基本上没有。”他还告诉记者,“事实上,经过认定的高科技企业,在绵阳一共也不到200家。”

  记者专程去了绵阳市科技创业园,面积很大的园区中,企业的数量不多,倒有开发商在这里建了数十栋别墅和居民楼。一位住户告诉记者:“科创园现在主要是住宅区,企业应该没多少。”

  我问中小企业局负责人:“绵阳有没有标志性的公司?”他想了想,说:“不能说哪一家是标志性的,有一些成长起来了,印象最深的两家是固锐砂纸和光友粉丝。”

  固锐砂纸是两个从广东回乡的打工仔创建的,后来和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合作,改进了砂纸涂附材料,在市场上取得了成功。光友粉丝更有意思,是一个公务员下乡时,发现当地盛产的红薯卖不出去,就自己钻研,发明了让红薯粉丝从黑变白的技术,后来又发明了红薯制作的方便粉丝,从此打开了销路。

  对于绵阳来说,最急需的恐怕不是这类非典型创业,而是源头科技创新型企业。

  【三问】产业结构是否合理?

  “长虹打喷嚏,绵阳感冒;长虹感冒,绵阳发烧。这种状况还未彻底改善”

  1992年,国务院批准绵阳设立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区成立后,对绵阳乃至四川工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

  1998年,高新区交了一份漂亮的“答卷”:总收入在全国国家级高新区中排名第十,工业总产值204.4亿元,排名第五,而工业增加值、净利润、上缴税额三项指标均排名第三。

  辉煌犹在眼前,但近年来,在各地经济普遍踏上高速路的同时,头顶“国家级”光环的绵阳高新区,却走起了下坡路。

  在科技部公布的2005年统计数据中,绵阳高新区的总收入排在全国国家级高新区第四十五位。

  谈及现状,绵阳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张健很感慨:“我们已经落后了!绵阳高新区每一公顷的产出值只有4000多万元,而其他国家级高新区的产出多在7700万元以上,再这样下去,高新区恐怕都要被摘牌了。”

  “成也长虹,败也长虹”,细心的人们发现,高新区的下滑期正好撞上长虹进入较长的战略调整期,让人难免把二者联系起来。对此,张健说:“因为长虹长期徘徊,高新区就陷入低迷,这本身就说明高新区产业基础过于薄弱。如果仅仅依靠一个企业,高新区本身也不会有大的发展。”

  不仅仅是高新区,这些话放在绵阳市身上同样合适。过去,长虹一直是绵阳的支柱,它上缴的税收占市本级财政收入的70%,“长虹打喷嚏,绵阳感冒;长虹感冒,绵阳发烧”。目前,长虹的收入仍然超过绵阳市GDP的1/3。

  绵阳人已经意识到,把一个城市的命运维系在一个企业身上确实很危险。目前,绵阳正在花大力气寻找新的增长点,提出了工业发展抓“两个拳头、四个层次”的战略思路,即一手抓长虹、攀长钢、九洲、新华等创“百亿企业”的扩张,打造工业“参天大树”;一手抓中小企业发展,培育工业“生态绿洲”。

  应该说,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责任编辑: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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