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候,国家政策都不会是万能的,一个社会正常运转,必须促生社会自行调节的力量。媒体宣传国家助学政策与呼吁社会捐助,二者并行不悖,丝毫没有矛盾。
7月2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介绍高校助学政策新闻发布会上称,不提倡媒体报道“贫困生呼吁社会捐助”,特别不提倡媒体在未来的几月内,突然写出一个困难大学生前面吊着牌子,上面写着“我考上了某某学校,我没有办法上学”,呼吁社会捐助。
在去年9月25日,也是这位发言人曾抱怨媒体:“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而最近仍看到很多舆论在呼吁穷孩子怎么穷,希望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往浅的说是无知,深的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发言人或者说教育部的态度是明显的:国家已经采取很多措施了,媒体就不该再报道穷孩子上不起学,呼吁社会捐助。但如此逻辑却是混乱的:没能得到资助的大学生,如何“以宣传国家政策为己任”?既然“发生这样的问题要积极促进”,媒体的公开报道,寻求社会力量的资助,难道不是积极促进吗?
笔者以为,教育部发言人对媒体横加指责,除了态度值得商榷之外,还有几个基本的认知没有搞对:
其一,现有国家助学体系的覆盖面究竟如何?效果怎么样?不能否认,按照“设想中”的资助体系,覆盖面很广,效果也应不错,但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到了基层往往就变了形———媒体曾报道,多个省市国家助学贷款计划没有按时发放。去年8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就严厉点名批评了海南、天津等8省市在国家助学贷款方面几年来几乎毫无作为,特别是海南、天津竟“一个子没贷出去!”在“好政策”没有全面生效之前,在仍然有很多孩子的确上不起学之前,媒体呼吁社会力量的关照并对教育主管者形成工作压力,教育部难道不该拍手叫好吗?
其二,一项公共政策,其出发点、落脚点都是实实在在的“人”,离开了“人”的公共政策,很容易成为一场工具游戏。或许,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实际更多)需要救助的困难大学生,比起几百万、几千万大学生是个非常小的数字。但在笔者眼里,每一个等待救助的孩子都是一个世界,社会帮他还是弃他,影响不是一时的,而很可能是一世。笔者所在城市的一家媒体去年就曾搞过“资助穷孩子上大学”的“一对一”帮助活动,社会参与踊跃,笔者自己也去捐了几百块钱———最后筹集到近200万元善款,令数十名一筹莫展的孩子得以高高兴兴走进大学校门。想想看,就媒体而言,还有比这个更“积极促进”的行为吗?
其三,任何时候,国家政策都不会是万能的,一个社会正常运转,必须促生社会自行调节的力量。媒体宣传国家助学政策与呼吁社会捐助,二者并行不悖,丝毫没有矛盾。笔者注意到,每一次国家助学政策的出台,媒体都是非常关注的,常常是“头版头条”地宣传,并没有像那位发言人所说的那样———漠视国家政策。在新闻学中有一个“好苹果烂苹果”的比喻:新闻真实不能只看到苹果光鲜的一面,还要表现出烂掉的一面,这才是全面正确的新闻观。固然发言人很推崇自己在《中国教师报》上以评论员身份发表的“好政策能让千万人受益”,但如果以为在目前情况下,全国的媒体都应该单纯报道“好政策能让千万人受益”,只说好话,不说不足,显然是自欺欺人、违背新闻真实。
评价一件事物,要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媒体呼吁社会帮助贫困生问题而言,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从被救助者入学时的笑脸就可以看到;如果一定要说“弊”,那么最直接的可能就是让教育主管部门感到“很没面子、压力很大”。但相对于一个个急需帮助的孩子,教育部门的“面子”真的就那么值钱吗?相对于当前助学体系的基层落实现状,媒体给他们些压力难道不应该吗?如此必要的东西,教育部却视为眼中钉,除了权力傲慢,我们还能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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