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内而外”解决中国经济失衡

　　让人民币升值以缓解中国经济内外失衡并不一定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汇率仅仅是决定贸易差额的一个因素甚至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从外部入手并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灵丹妙药，“由内而外”才是解决目前问题的较优选择。

　　内部经济高速增长、投资率高企、过热隐忧不断、流动性过剩；外贸顺差激增、外汇储备持续增加、热钱涌入，中国经济图景华丽异常，却又耐人寻味。新近公布的一组数据继续给这幅图景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人们一段时期以来的预期也得以印证和强化。这些预期包括：政府将出台更多的紧缩性政策；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继续增加，步伐或将加快；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资本市场价值重估远未结束。

　　央行周三傍晚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由3月末的1.2万亿美元增至1.33万亿美元，这使得本已位居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更上层楼。贸易顺差的激增解释了外汇储备何以节节攀高。海关总署公布，6月份中国贸易顺差再创新高，达26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5.5%；今年上半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已达到1130亿美元，高于2005年全年的水平，大约相当于上半年经济产出的8%。

　　外部失衡加剧的背景是内部经济的扩张。同样是在周三，国家统计局表示，2006年中国GDP增幅预估值由此前的10.7%向上修正至11.1%。可以说，这三方面的数字正在创造新的世界经济史。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何考量这一连串现象，并给出政策建议，历来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外因主导论，一种是内因主导论。外因主导论认为，中国汇率的低估刺激着中国出口，人民币升值预期也吸引着游资流入，这两方面致使外汇储备增加；同时央行为保证汇率稳定，以外汇占款的方式增加了基础货币供给，刺激着国内流动性过剩和投资增速。内因主导论则强调了中国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依赖着出口消化产能过剩，同时中国的成本优势使得巨量出口顺理成章。外因主导论的政策建议显然是加快人民币升值；而内因主导论则主张立足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启动内需，降低对出口型经济的鼓励。

　　显然，一个焦点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最近，美国的四位参议员联袂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撰文强调，美国必须对失调的汇率采取强硬行动。文章虽然一再声明，不是要惩罚哪个国家，而是要鼓励所有的国家都遵守国际规则。但中国是唯一被他们点名的国家。和他们一样，许多人也把人民币汇率当作美国甚至全球经济失衡的“替罪羊”，把汇率看成是中国经济问题的罪魁祸首。

　　然而，中国的现实是，一边是顺差和外汇储备的高企，另一边是人民币币值的升高。这两个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水火不相容的情形，正在中国愈演愈烈。显然，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在“正常方向”上起作用。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顺差增加迅猛是因为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还不够大。不少人认为，人民币升值30％－50%才是合理的。当然，如果人民币币值急剧提升，“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包打天下的情况会受到一些限制；但是，中国顺差的基本格局不会得以扭转。

　　汇率史表明，人民币升值很可能难以奏效。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汇率一路下跌，可是没有改变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恶化的态势。另一个更经常被提到的例子是日本。随着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的攀升，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并最终以达成日元大幅升值的广场协议的形式暂告段落。经历了数轮升值之后，虽然日美之间的双边贸易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变，但是日元的升值整体上并未缩小日本的贸易顺差，目前日本每年的贸易顺差仍维持在千亿美元以上，外汇储备总额也直到去年2月底才被中国超过。

　　从这个角度来看，让人民币升值以缓解中国经济内外失衡并不一定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在这一问题上，细分贸易平衡账户非常重要。一些资本品和金融产业与生产部门对投资品需求的波动紧密相连，对此类贸易的讨论必须与商业周期相结合。对于机电产品，中国这方面的巨额顺差则源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积累起来的综合比较优势，而考察纺织品贸易就必须要看到中国独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此对应，中国在金融服务和高技术领域的逆差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在所有这些方面，汇率仅仅是决定贸易差额的一个因素甚至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实际上，主张限制中国鞋类进口的欧洲生产商发现，即便是对中国的鞋子征收较高的关税，也不会有效降低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因而只能求助于进口配额即数量上的管制。这同时表明，汇率的提升不会改变类似国际分工的主流格局。

　　外因再重要，也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既然从外部入手并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灵丹妙药，那就意味着“由内而外”才是中国经济“排毒养颜”妙方。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