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黑砖窑折射地方政府缺位

　　自《山西晚报》６月７日报道之后，山西洪洞县黑砖场大案在全国激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惊动了中央高层领导。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兆国批示，使这起案件开始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随后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又作出批示，使之进一步“演化成高层意志主导下的政治行动”。

毫无疑问，这是一起和孙志刚事件性质同样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和孙志刚案一样，山西黑砖场也是在媒体首先曝光、全国舆论激愤进而引发中央直接干预下才得到解决。这样自然就产生了《中国青年报》提出的问题：“为何惊动了中央，地方政府才想起道歉？”事实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如果不惊动中央，我们如何解决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黑砖场、黑煤矿、违法征地、官药勾结等形形色色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在地方发生的，而偌大一个将近１４亿人口的国家只有一个中央，只有一位国家主席、一位国务院总理和少数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不可能亲自调查全国各地每天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每一起案件并做出批示。在不能事事依赖中央领导的情况下，我们究竟依靠谁来解决层出不穷的地方问题？

　　黑砖场从１９９０年代就已经出现，之所以今天才被揭发出来并引起重视，固然涉及多重因素。窑主的黑心、包工头的凶狠、村民的冷漠乃至砖场的市场利润等等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原因，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对人性寄予过高的期望。杀人越货、抢劫纵火之类的事情，古今中外概莫能幸免，问题是怎样治理这些不能为社会良知所接受的事情。一旦人的行为跌破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只有通过政府这个“合法暴力”去强行制止私人的非法暴力。但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在哪里？

　　山西洪洞的黑砖场开在退耕还林地带和风景名胜区，当地广胜寺镇的土地所、工商所、派出所、林业站、环保站都负有监管责任，但居然能一连四年“无人发现”。事实上，在媒体曝光并引起中央关注之前，“县里根本不重视这件事”。山西省呢，则在前不久还发出通知，要求民工别去非法小矿就业，否则后果自负。问题是许多来自外地的民工如何知道矿主经营是否合法？更何况在“官煤勾结”、“官砖勾结”等等仍相当普遍的大背景下，许多非法窑、矿都开在当地政府的眼皮底下，一直在“事实上合法”地运转着。山西当地的基层政府当然知道黑砖场存在，只不过他们的兴趣不在砖窑内部的人道灾难，而在于窑主每年缴纳的税费和罚款。只要继续交纳这些“保护费”，砖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相安无事地继续运行下去；而轮到政府该做的事情——为了人民的基本利益出面监管，那么从省到县到乡镇，我们的地方政府部门都俨然做起了“甩手掌柜”。

　　之所以会这样，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监管压力。固然，目前的政绩体制对于地方官员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的导向未必总是促使地方政府切实解决地方问题，因为政绩的评价者是上级政府而不是下层选民，因而往往只要把表面文章做得“漂亮”一点就能升官发财。没有直接来自选民的压力，地方政府不会主动解决地方问题，最后只有依靠来自中央的干预。照理说，地方人大的主要职能是监督地方政府，但是山西黑窑场发生了这么大的人道危机，从头至尾没有看到一个山西人大代表有任何作为。事实上，黑窑主的父亲王东己就是当地村支书和人大代表，这也就难怪山西各级人大集体失语了。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似乎也从不期望他们有任何作为。

　　当然，山西黑砖场不只是山西的问题，因为被劫持和贩卖的奴工来自全国各地，因而当地政府部门无动于衷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山西在处理给民工造成大量伤亡的煤矿安全隐患中表现如何呢？山西黑砖窑的奴工有相当部分来自河南，不少民工在郑州火车站陷入火坑，郑州市公安局在保护河南民工的人身安全方面又表现如何呢？

　　和孙志刚案的最终结局（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一样，山西黑砖场案的结局也是好的（至少目前已解救５００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从新闻披露和舆论关注到中央干预，这已然形成了中国目前解决制度问题的特有模式，而且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方式对于解决个案来说是行之有效的。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如果离我们更近的地方政府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怕更多的社会问题将被遗忘在中央看不见、听不到、管不着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