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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亲身体验:在山西煤矿当矿工的漫漫下井路(组图)

图为综采二队的采煤机司机。曹建元摄

综采二队开班前会

矿工们坐上小火车准备下井。钱丽新摄

工作面上采煤机在割煤。曹建元摄

还矿灯的“卖炭翁”。

  “怕不怕死?”一天,总编辑突然问我。我说:“当然不怕!”总编笑了,“要真不怕,就去煤矿当矿工,体验体验井下生活,怎么样?”我心里咯噔一下,腿也似乎一颤。“别担心,不是去小煤窑。”看我神色有异,总编为我宽心,“要去就去大煤矿。我来给你联系,到山西当矿工。”

  山西,煤炭储量占全国的1/3,年开采量占全国的1/4,向省外的销量占全国的3/4。因此,体验矿工生活,自然要选择山西。

  几经联系,6月19日,我坐上了开往太原的火车。


  住进东曲矿

  出太原往西,沿着煤灰覆盖的路行车近一个小时,到达了吕梁山东麓的古交市,这里坐落着我将要前往的东曲矿。矿区空气清新,群山环绕,汾河从北边流过。东曲矿是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矿总公司八矿之一,拥有原煤年设计生产能力400万吨的现代化矿井,全矿职工4000多人。

  我住进了单身职工住的公寓楼,238房间。到矿当晚我迫不及待地想去井口看看。宣传部部长董吉明带我顺着工人们的路线,来到了矿灯、自救器管理中心。正赶上一组采煤工人下班出来还矿灯,一个个好似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面上嵌满黑黑的煤灰,手、脸和帽子、衣服全一个色,上下一团漆黑,只有根据眼白和牙齿才能分辨出五官的大体位置。

  “董部长来啦。”一位戴眼镜的工人打了声招呼。“老牟,今天下井啊。”董部长说完告诉我,他是综采(即“综合机械化采煤”)二队的职工,叫牟成安,我将要跟着他们队下井。看我给他拍照,老牟笑着说:“呵呵,"煤黑子"有啥可拍的?”

  6月21日下午,我接受了下井前的安全培训,心情也开始紧张起来。据介绍,井下有五大致命因素:瓦斯、水、电、顶板(塌陷)、煤层(着火、爆炸)。东曲煤矿属于高瓦斯矿井,一点儿火花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随着下井的时刻越来越近,我心里开始翻腾了,晚上躺在床上一合眼,总是想到新近发生的煤矿事故。前一天还听说东北的一处煤矿发生爆炸,矿长、党委书记,还有随同的记者一并遇难;虽说东曲自1991年投产以来就没有发生过大的事故,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想到这,我翻被下床开灯,又拿起宣传部同志给我的安全手册,仔细翻看起来……

  漫漫下井路

  6月22日,阴雨绵绵,14时整开始准备下井,目标:综采二队14303工作面。下井前得把衣服,包括内衣外衣全换了:换上红色的秋衣秋裤,棕色的小袄,黑色的外衣和裤子,穿上长靴,戴上厚手套,扣上安全帽,围上毛巾,揣上口罩,腰带上插上矿灯电池、自救器。全副武装之后感觉沉甸甸的,还有些捂得慌。“井下潮冷,冬天还要穿棉袄呢。”工作面所在采区的李稚敏书记说。他有30年井下工作经验。

  我们走过安全长廊,上了小火车,对面膝碰膝坐着其他班组的同志。“咣当”一声伴随震颤,火车开动了。东曲矿是平硐式开采,深入吕梁山脉。小火车进入西平峒,在主巷道――西大巷中行驶。车厢里黑咕隆咚的,“叮咣叮咣”的噪声又大,大家都垂下头闭目养神。大概半个多小时后,我们坐到了终点,下车步行。巷道里都有灯照明,呼呼风声不绝于耳。井下什么都能停,风不能停,必须24小时供应,防止瓦斯的积聚。

  一个弯后,一道长长的向上的斜坡出现在眼前,说是15度,可怎么看怎么像40度,台阶据说有2000多个,才走了一半,头上就冒汗了,双腿开始发沉,真想脱了死沉的长靴。看着李书记还有其他的工人在前面稳步上升,咱也不能露怯啊。好容易上了斜坡,还没松一口气,李书记他们已经走出去好大一截了,还有1000多米的运输巷道要走呢。

  静悄悄的工作面

  我的电子表不能戴下去,在井下只好看别人的机械表。16时30分,终于到达14303工作面,这里距离峒口直线距离为4731米,头上压着几百米高的大山。一片静悄悄的,只有风从耳边吹过。原来泵带胶垫破裂,大家正在检修。

  眼前的采煤机好像一把两头都有刀片的电动剃须刀,一头一个直径1.8米的滚筒,其上分别有截齿36个,合金钢制成。司机李文玉去年才开始操纵采煤机,安全帽下还裹着一个黑头巾,他说:“一会儿开起来煤尘大,裹上头巾好点儿。”

  突然,咣当一声打破了寂静,循声看去,原来是采空区的石头塌落砸在顶板的响声。“煤采完了,自然就形成了采空区,常常是边采边塌陷。”李书记说。我透过采煤机对面的液压支架看了过去,采空区里,巨石横陈,白森森地乱卧一气。水不时从头顶滴落下来,砸到安全帽上。水滴声、煤块滑落声,在检修时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不像是在吕梁山的腹地,更像是身处江南水乡的夜场上,凉风习习,四周静谧。

  “煤黑子”是这样炼成的

  “咯啷咯啷”,运煤皮带开始转动了,延误了半小时后终于可以开始采煤了。采煤机未曾启动,先有多股水柱从机身上喷向滚筒和煤层,用于降尘;接着,螺旋形的滚筒隆隆作响,旋转起来,越转越快,工作面上的煤层被层层剥了下来,卷到工人们称为“镏子”的运输带上源源不断往外运出,发出“哗哗”的流水声。

  从工作面的一头割煤割到另一头叫做一刀,如果设备不停,一刀一般需要一个半小时,500多吨煤。一个班一般能割上三刀煤。采煤机在两位司机的操纵下,在工作面上来回切割。

  在上风口看割煤,煞是壮观:几吨重的滚筒,离我不过一米多一点,割下的煤块溅起煤渣直往身上、脸上砸,头上的支架空隙也在滑落着煤块,帽子上叮当乱响。一个个煤块砸在安全帽檐上,“啪啪”地粉碎后四处溅开。

  我又一步一蹭到了下风口,和操作这一头滚筒的司机站在一排,又浓又干的煤尘夹杂着煤块跟下雹子一样劈头盖脸打来,无孔不入,眼睛、耳朵、脖子、袖口……戴上简易口罩也有些呛,而且憋屈。眼睛根本睁不开,眯着都困难,两米之外不见人。由于风管送来的风24小时不停,带走瓦斯的同时把煤层中的水分也带走了,因此搞得煤层非常干燥,虽然边洒水边采煤,可滚滚煤尘还是以封闭呼吸、填满双眼的气势把人吞没。带的笔记本恐怕只能用白笔写了。

  我在下风口待了半个多小时,感觉好像站在正在喷烟的烟囱口一样,简直站不住脚。工作面上的工人们都有多层防护的口罩,还有包住头的厚头巾。他们要在这种又呛又脏又吵的环境里持续工作近八个小时,怪不得上来后都变成了“煤黑子”。

  危险就在一念之间

  我很想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一开始李书记没有批准,禁不住我磨,终于允许我干最没技术含量的铲浮煤的工作,我挺高兴,心想可算找些能打发时间的活计了。

  采煤机铲割煤层的时候,很多煤块撒落到“镏子”外面,称为浮煤。我拿起一把铁锹,开始铲起来,刚两下,就有人在背后拽我,回头一看,是控制液压支架的工人。原来我踩到了一会儿就要伸缩的支架上了。“邻近矿有个大学生脚踩到了移动中的支架上,腿一下就被挤断了”。结果,我可怜的一点儿劳动权利马上被剥夺了。

  “我不踩就是了嘛。”我还想争取一下。李书记跟我讲,我没有受过系统的安全培训,还是不要干了。在工作面,事故的花样繁多,防不胜防。以前有个才20岁的小伙子,也是铲浮煤,看见传送带下面有个煤块,他就把胳膊伸了进去,想把煤拨出来,结果一下子被传送带的皮扣勾住了袖子,胳膊被卷了进去,传送机400多千瓦的功率,把整条胳膊拧麻花一样生生拧了下来,伤口齐得跟刀砍一样,从北京来的医生都没给接上。

  可口的班中餐

  不知不觉中,在井下已经4个多小时了,别看啥都没干,可已经有些累了,觉得自己真没用。突然,风中吹来阵阵香味,原来班中餐送来了,精神马上一振。我们走到皮带送槽,已经有七八个工人在捧着饭盒或坐或立开吃了。班中餐是一线工人的福利,食堂里都没得吃,一盒8元钱的标准,每人每班限一盒。今天由于我的到来,特地加了一盒。

  送饭大叔叫侯俊奎,他笑着给我递来一个铝制饭盒。被香味熏得我早就按捺不住了,抠开一看,俩大馒头,下面压着豆角炒肉,还有土豆、青菜。我拿起叉子,坐在传送着煤块的皮带旁,跟大家一起猛吃起来。可能是第一次吃的缘故,但更可能是饭菜本身的精心烹制,从来吃不了俩大馒头的我,就着可口的肉菜连同嘴里的煤尘三口两口全吃完了,对其中一块香艳的肥肉记忆犹新。

  一直笑着的侯大叔提着一个装满热水的桶,挨个给吃完饭的同志满上。我把剩菜就着热水一仰脖全下了肚,痛快!“好吃吗?”侯大叔咧着嘴问。“您看看我这光净的饭盒,跟没盛过饭似的。”

  “我感觉综采队很辛苦,你们呢?”我开始和矿工们聊天。

  “记者同志,您这是来的中班,要是早班,那是另外一种情况。”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早班工人一般5点多就得起床,吃点饭,6点开班前会,7点坐人车,到了工作面就快9点了,即使只干8个小时就到了下午5点了,出来就快7点了,要是有点活儿耽搁了,加上人车是有时间间隔的,赶不上就得多等一个多小时,非得晚上12点才能出来。如果在冬天,“两头见不着太阳”,而且那时从地面零下十几摄氏度到工作面上零上十几摄氏度,温差大得很。

  “那你们一个月能挣多少啊?”平均下来,一线工人每月3000元左右,一年下来纯挣个3万多元。粗算一下,合同工8年期满后能收入个20来万元。等大家都吃完饭,老侯用扁担一头挑起饭盒,一头挑起水桶,先行离去。而工人们也继续开始干活了,掐指一算,还有四五个小时才能上去。

  半夜狼狈出井

  刚吃过饭,就出问题了。靠近运输皮带的“镏子”上的煤流好像惊涛拍岸一样飞溅。李书记见状一脚踏上“镏子”边上的铁护栏上,手持矿灯照在问题段上,警惕地观察了一会,“槽子坏了。”

  “那今天要停工吗?”我问。李书记摇摇头,突然喊:“把那个支架往外移动一下。”一位工人把问题“镏子”旁边顶着的液压支架往外移动了一点,煤流不跳了。

  “这种问题每天要遇到不少吧?”

  “这也算问题?”技术主管肖建军告诉我,有一次运输机出了问题,结果他们在井下维修,连续24小时没有出井,吃喝拉撒睡都在下面。

  21时55分,原路返回。上坡容易下坡难,下那2000级台阶可要了命了,下到后来,一个个台阶变得越来越深,好像一脚下去就要踩空的感觉。来到候车室,有十七八个矿工在等车,有的已经躺着睡着了。坐上小火车,又颠簸了半个多小时。出来洗澡,光头就洗了两遍。脸上油脂多,粘得煤灰很牢固,也得使劲洗。尤其是眼睛,初一洗完,人们都看着我笑,我还纳闷,好心人告诉我眼睛得扣着洗,不然就是熊猫眼。洗完澡回到单身楼,已经子夜时分了,往床上一躺,浑身散架一样,一会儿就呼呼着了。

  牟大哥的诗

  今年40岁的牟成安大哥是我来矿上第一天就遇到的有缘人,于是我第一个想拜访的就是他。他家住在小二楼的二楼。小二楼是横亘在工作区和生活区之间的界楼,长长的,油乎乎的。

  牟大哥家里还开着一个小卖铺,妻子陈建荣看着。小二楼要拆,他们的小卖铺也行将不保。“小摊摊反正要拆,不如再开个大的。”牟大哥领我上楼时说。

  屋里望去,一览无余,简单的陈设。角落里有个隔开的小屋,女儿牟丹在里面,她上高二了,第二天(6月24日)要参加会考,正在小屋里看书。我从门缝里看去:5平方米的小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齐床高的板凳,她正坐在板凳上,弯着腰,一手拄床,一手翻书。

  “您的视力不好吗?”井下除了技术人员,煤矿工人没有戴眼镜的,我挺奇怪。

  “这是高压乳化液打的。”牟大哥用手指着左眼说。那是2004年的一次机械事故,住院10个月,做了两次手术,现在视力只有0.1了。

  看我情绪也跟着有些低沉,牟大哥突然说:“你知道吗?我是邓小平的老乡,我很崇拜他,这不是香港回归十周年吗?我专门给他写了一首诗。”

  我接过他递来的一个打开的笔记本,上写:“别看小平个子低,百色起义他发起,大别山再高他还赚(嫌)低,"牛棚"修过拖拉机,南巡讲话翻天地,香港回归功第一。”

  工人们爱喝两盅,牟大哥也不例外,到了饭点,非要拉我出去喝点儿。这时陈大姐上楼来皱着眉头说:“你快去要电去,冰柜里的冰糕都化了。”“这是房东赶我们走,断电了。”我见状只好告辞,牟大哥不好意思地和我走出去,笑着说:“"煤黑子"现在去要点儿电,改天再喝酒。”

  时间似乎停止了

  有了第一次下井的经验,再次下井,感觉轻松许多。但是由于新鲜感的消失,接下来的下井体验变成了精神上的煎熬。

  还是长长的好像永远走不到尽头的巷道,还是“四块石头夹着一块肉”的逼仄空间,还是无孔不入让人窒息的煤尘,还是转啊转永远不停的滚筒……时间似乎停止了,我感觉过得好慢。几个小时后,我隐约感到胸口很憋闷,想大声喊出来,或者抄起什么家伙砸烂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同一个人,井上走路四平八稳,井下就变得特别粗野了,下面没有人好好说话,都大叫大嚷。”我想起前两天碰上前任副矿长牛海林说过的话,“工人们在狭小不见天日的空间里,一待就是十多个小时,需要宣泄,出来后骂街、砸玻璃、往雪白的墙上按黑手印,以前都很常见。”

  的确,井下人们都很粗鲁,破口大骂也不罕见。“喊你么(你喊什么喊)?”“拿个钎子你咋慢个呢?(你怎么拿钎子都这么慢)”

  牟大哥告诉我,他们这么对话一是由于井下噪声大,不大声听不清,二是一种发泄。“也没大碍,到了井上,你给我一根烟,我给点上火,大家一笑泯恩仇。”他“轻松”地说。

  抽支烟就能把疲倦清除吗?我不知道。在煤矿,关节炎、骨质增生、胃病等是工人们常见的职业病,但阴暗的工作环境给他们精神带来的压抑是不是也是病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减轻他们的压力呢?

  棚户区一家人

  6月24日上午9点,我来到矿区附近小山上的棚户区,想多找几位工友问问他们是如何排解压力的。棚户区坐落在生活区一侧的山上,一条臭水沟环绕山下,沟上架着一条条木板编成的桥。这里只有一个水龙头,散落在山上的几百户人家都去那里打水,然后沿着仅容一人通行的小路挑回家中。

  我转到快到山顶的时候,看见一个小女孩在一块平地边上玩,我对她说:“小妹妹,别在这里蹦,当心掉下去。”

  “没事,她习惯了。”我扭头一看,原来是她爸爸就在一旁坐着喝茶。

  冯哥30岁,是掘进队的,这个月上夜班。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但这不妨碍我们聊天。“据我了解,一个班一般都要在井下待上十来个小时,您受得了吗?”我问他。

  冯哥没有正面回答我,他给我讲了一件事,说是农村里,年迈的父母送小儿子去煤矿,一直送到村口,嗫嚅了好一阵,才说:“能换就换个工作吧。”都是从小看到大的,谁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到艰苦又危险的一线呢?一人下井,全家揪心。

  这时冯嫂听到我们说话,从屋里出来了,靠在门边。我问她:“大哥下井嫂子很担心吧?”

  冯嫂没想到我突然问她,先一怔,然后说:“咱没下过井,咋个能不担心呢?他回来有时也说一说班上的事,可一般都是太累了也不吭气,回来就睡了。”

  “那么脏那么枯燥的工作怎么坚持下来啊?我在井下精神都快崩溃了。”我对冯哥说。

  “呵呵,你不会调整。我们出了井洗澡,脱了衣服,先从柜子里拿出烟来点上,有时在浴池里边泡边抽,很去乏。”冯哥看上去很惬意的样子。

  “喝酒是不是也会减轻压力?”

  “他们一出来经常聚餐,喝得可不少呢。”靠着木栅栏站着的冯嫂插话道。

  “你想我们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待那么长时间,出来喝点酒主要就是去去寒。酒一般就是高粱白,一瓶半斤四块五,也不贵。”冯哥说。

  “这边挣钱比老家多吧?”我得知冯哥一家是从甘肃平凉那边过来的。

  “嗯,比老家好,如果去其他地方打工,不一定能拿到钱。这里每月将近三千元都能到手。”冯嫂没有工作,就是在家带带孩子、料理家务。矿上携家带口来的农村合同工大部分都住在棚户区,主妇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照看孩子,等着丈夫的合同结束回家。

  3岁的小佳佳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一直跑来跑去,充满敌意却又好奇地看着我。当我离开时,“叔叔,再见。”一声清脆的女声从背后传来,我赶紧扭头挥手跟小佳佳说再见。

  结语

  在西山,我先后几次下井,算是“当”了一回矿工。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热情的矿工,要说对煤矿工人的印象,首先,他们都是干干净净的,从心灵,到外表,完全没有“傻、大、黑、粗”的感觉。其次,在他们看来,安全并不是主要问题(或许因为这里已经多年没有出安全事故),只要上班能挣钱、下班能按点,就是幸福。简单?乍一看很简单,细一琢磨,并不简单。

  离开东曲矿的时候,是个清晨,我到小二楼下转了一圈,这个点儿,牟大哥还在井下,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牟大哥,我走了,不能和您喝一次酒,不能当面话别,深感遗憾,今天走得匆匆,谨祝愿:好人一生平安。”10个小时后,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收到了他的短信:“只要感情有,不一定要喝酒,欢迎下次再来东曲,我们全家在新家接待你!”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熊建摄)
(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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