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热数据考验决策部门智慧

　　失真的CPI数据让本应早就报警的宏观经济一再勉强维持着“高增长、低通胀”的面纱。即便是面对一高再高的CPI数据，货币政策当局可推出的调控工具仍然是捉襟见肘，因为持久存在的产品供求差距造就了源源不断的外汇流入。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深层次问题，需要调控部门尽快跳出既有政策思维束缚，唯有从全新视角来破解，才能够摆脱当前调控的困局。与既有的货币调控政策相比，财税政策和社保体系建设并不会“掷地有声”，但所谓“大音希声”，潜移默化中的变革才能够直达问题要害。

　　尽管各方早已给市场打了“预防针”，但是推迟一天公布的经济数据还是让人们感受到了宏观经济增长的热度：上半年我国GDP总值达106768亿，同比上涨11.5％；上半年CPI涨幅达到3.2％，其中6月份CPI同比上涨4.4％。

　　无论是上半年经济数据，还是6月份CPI，都显示出宏观经济走势处于高位运行的状态：央行对CPI给出的调控底线是涨幅3%，6月份4.4%的涨幅显然远远突破其限度，而这一数据几乎是之前预测机构给出的最高预测值。顶着上限运行的CPI预示未来月份还可能会继续攀升。从经济总量看，全年GDP增长的既定目标是8%，尽管各界都知道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不大，但毕竟8%是一个衡量经济是否偏热的标准，而上半年11.5%的数据由此显得仿若鹤立鸡群一般。

　　对于上半年和最近月份经济走势的看法，其实完全可以套用人大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委的判断，那就是“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更为明显”。在此之前，决策部门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是“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简单对比这两句话的字眼，我们很容易看出决策层对于经济形势判断的变化。如果把“防止”作为目标，那么“趋势更明显”足以表明现实与调控目标正在背道而驰。更直接地说，上半年和6月份数据表明，前期调控政策在现实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已然落空。

　　但是，得出这个结论需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以往的调控政策本身“理应”发挥效果。遗憾的是，这一前提本身并不存在。

　　首先，作为调控政策制定最重要的判断依据，我国目前的CPI数据严重失真。现行的CPI指数缺乏真实性与科学性，无论是在权重上还是类项的计算上，根本就无法客观地反映居民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情况，以及变动水平。目前国内CPI指数的构成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八大类，共300多项。然而，这八类项目的权重设计却与居民实际购买消费品价格的变化相去甚远。以目前居民开支比重最大的居住类项目为例，在中国CPI的计算中，居住类权重仅为13.2%，美国居住类权重达到了42%，一般国际水平也在30%以上。可见，我国这种统计方式与居民实际消费支出水平差距远到离谱。据此计算，2005年居民的居住消费开支为808元，但实际上，不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即便是在二、三线城市，这个开支数字都远远不够。

　　其次，宏观调控以CPI为目标固然是国际惯例，但是CPI的变动只是宏观经济矛盾的结果，而非原因，单纯以CPI为调控目标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中国经济运行最大的制约来自于国内消费不足，正是由于内需不足，导致大量的生产供给能力无法在国内消化，才转而以出口外销为出路。外销换回的外汇通过强制结汇制度，转变成为央行投放的高能货币，再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变成倍增的社会货币供给，从而最终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CPI只是表现通货膨胀的数据而已，以其为调控目标影响的是上述链条的终端，而非源头。诸如CPI偏高，即考虑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定向票据（未来的特别国债从机理上类似于发行票据）等等，在本质上都只是把央行自己投放的高能货币，在其进入实体经济之前，人为地再收回到央行手中，仅此而已。

　　综合这两点，失真的CPI数据让本应早就报警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一再勉强维持着“高增长、低通胀”的面纱；另一方面，即便是面对一高再高的CPI数据，货币政策当局可推出的调控工具仍然是捉襟见肘，因为持久存在的产品供求差距造就了源源不断的外汇流入。为此，即便是高达1.5万亿的特别国债，最多也只有消化增量，而无法彻底破解存量。由此，面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深层次问题，需要调控部门尽快跳出既有政策思维束缚，唯有从全新视角来破解，才能够摆脱当前调控的困局。

　　套用人大财经委的表述，中国目前宏观经济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国民收入分配存在问题，财政对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低收入群众收入增长不快，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这一论述点到了问题的实质，面对微观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供过于求现象，对于尚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且以“和谐”为追求的中国而言，显然不能够以减少供给为调控措施。那么，唯一的手段就是启动居民的消费需求。而目前，制约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预期收入没有明显增长，但是伴随着房改、医改和教育改革的推出，居民预期开支却在持续增长。因此，居民唯有抑制即期消费来应付各种预期开支，是为面对中国宏观经济趋热态势，却“屡调而无效”的根本原因所在。

　　对于未来调控手段而言，上半年经济数据远不如上半年税收数据值得关注：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规模近2.5万亿元，增幅达29%，是近年同期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税收规模的大幅增长，为目前已然捉襟见肘的宏观调控手段提供了一种创新的调控思路。首先，应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住房、医疗、教育等等制约居民消费的瓶颈问题着手，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让居民预期开支能够大幅度降低。其次，实施减税政策，实现“藏富于民”。现行的税收体制建立于1994年，其时的建立宗旨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也就是“藏富于国”。而这一宗旨已经不适应于当前的经济形势，需要从根本上予以矫正，通过减轻个人所得税，严格控制加税等等措施，来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宏观经济同步增长。两方面相结合，最终才能起到拉动内需，破解宏观调控瓶颈的作用。

　　或许与既有的货币调控政策相比，财税政策和社保体系建设并不会“掷地有声”，但所谓是“大音希声”，潜移默化中的变革才能够直达问题要害。对于决策部门而言，如何选择，是为考验其决策“大智慧”的一道难题。（作者为上海电视台财经评论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