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政府应建立技术化补偿机制

　　在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补偿可以自发的进行，但由于我国没有这样体制，所以一定要问题暴露到很极端的情况下才予以补偿，这种补偿的稳定性、连续性是不够的

　　15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围圆桌坐成一圈的内地和香港各著名经济学家中，个子本就不高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蜷坐在靠椅上，沉默不语。

　　直到会议过半，丁学良才开始自己的发言，而且一开始就直抒胸臆：“我经常参与内地学者的一些话题，就发现大家讲话的时候，就像平行线一样，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互相之间没有交叉。如果没有观点的碰撞，怎么能学到东西？”语毕，他直起身，继续他的发言。

　　与其他经济学家关注阴晴不定的股市和如火箭般蹿升的房价不同，丁学良将自己的讲话主题落在了本届政府的执政方略上。他表示，本届政府在中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和社会

　　环境上最大的特色是对高速发展的经济中利益没有享受到发展成果的群体进行补偿。“这里的补偿是广义的，在过去的十多年来，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直到2003年，十多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经济保持一个持续高速的发展，成果非常显著，但是同时相当一部分人观察出高速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明显和隐藏的代价。”

　　会后，丁学良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认为，本届政府从两三年前开始就试图系统的对过去十多年中国高速度经济增长当中那些潜在受害的方面，或者说没有得到应有的分享大饼的方面进行系统的补偿。如果观察前十多年的中国高速的发展，在农业和工业之间，以前的政府对工业更偏重，城市和农村之中更照顾城市，在沿海和内地当中更照顾沿海，在外来的资本和本土的企业中间更照顾外来的企业，在有钱人和贫民之中更照顾有钱人。

　　“但现在在农业和工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沿海和内地、外来资本和本土企业的天平上，政府都在试图做一些补偿。”丁学良认为，这种补偿是必要的，起码给了相对弱势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

　　然后他话锋一转：“我现在不太清楚，十七大能不能对这种系统的补偿既给出原则上的论证，同时又给出一些技术上的、使得从中央到地方、各产业部门都可以依据、带有数量化的、可操作的一些比较细的东西出来。”

　　“中国目前条件下的补偿体制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是不可持续的。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要转移到更重视体制方面长期性、稳定性的补偿机制。”丁学良表示，有了这种长期性补偿和纠偏机制建设，能够减轻现在高层政府每日的压力，现在他们的压力是很大的。

　　据他观察，中国近些年政策无论是纠偏也好，进步也好，还是提高施政素质，大部分的源头还是来自国际压力，并不是国内压力。

　　丁学良的观点类似于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看法，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历来不精于数字化、信息化的技术管理，而更多使用类似道德典章、礼仪规范以及对引起举国关注的大案加以重典的方式把握航向。

　　丁学良说，在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补偿可以自发的进行，但由于我国没有这样体制，所以一定要问题暴露到很极端的情况下才予以补偿，这种补偿的稳定性、连续性是不够的。

　　“我们现在是只有瞒不住的问题，才是进步的源泉，这样下去怎么行？”俄而，他钻进一辆出租车，匆匆结束了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