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版高考方案能否代表民间？

　　考必须改革，是官方与民间共同的声音，至于怎么改，则基本只是官方在发声。历次大大小小的改革，常见的情景是：官方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获准通过的新制度，公众则在报纸与电视机前发表着官方听不见的议论。不过，在我国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的今天，有一份令人耳目一新的民间高考改革方案颇令人关注。

　　日前，来自媒体的消息说，这份由民间学者推出的《我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具有完整框架，被誉为国内首份民间高考改革方案。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称“教育部会充分考虑采纳民间的建议。”

　　“民间方案”加“教育部充分考虑采纳”，两种概念所传递的无疑是令人满意的信息。几乎没有人不承认，民众的智慧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民主的基础取决于民间力量。事实上，官方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在具体工作中却常常忽略民间智慧。长期以来，在法律与制度的改革中，行政主导的色彩依然浓厚。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此类情形：由邮政部门主导的《邮政法》，允许不挂号不快递之类的普通邮件可以丢了白丢；由铁道部门主导的《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允许火车撞人撞了白撞。不过此类行政主导的改革方式本身，如今也正在积极改革，例如，一些地方立法机构尝试以招投标的方式委托民间中立机构起草法案；教育部门在高考改革中也开始愿意“充分考虑采纳民间的建议”。

　　“民间”一词看上去缺乏权威性，但实质上则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指称。严格来说，高考本就是面向民间的，不可能是用来考官的。可见，允许民间机构参与高考改革不仅必要，甚至是必须的。但是打上“民间”的标签未必就能代表民间，真正的民间意见，应当是在博弈中形成。即使是由官方起草的改革方案，只要置入公共视野之下并充分吸纳公众意见，它也是具有民间性的。反之，即使来自民间，也不一定就能代表民间立场，甚至可能还不如行政包办。

　　事实上，这次领衔起草高考改革方案的专家杨东平，其“民间专家”身份主要来自于官方称谓，并无多少民间性。杨东平虽然是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这个非官方机构的负责人，但他的主要身份则是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在高校行政化语境下，这个身份更接近于官职。当然，这一点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否具有民意基础，官方计划“充分考虑采纳”的，到底是他的哪些建议。杨专家提出的“强化春季高考”，相信民意没多大兴趣，因为春季高考在一些地方试点时已证明收效不佳；方案基本模式定为“基础资格考试＋高校自主录取”虽然是正确的方向，但这个建议没多少新意，更重要的是没有解决行政干预以及暗箱操作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洪学柱曾在两会上指出，高考招生长期以来在一个高度封闭的环境内短暂运行，客观上形成权力和信息的垄断，为少数“寻租者”提供了暗箱操作的便利。可见，真正有价值的高考改革意见，是不能忽略上述问题的。

　　高考事关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因此对于相关改革应当慎之又慎。无论改革方案来自于民间还是官方，都应公之于众，接受利益各方的批评、建议以及修正，以便提高改革的成功率。毕竟，失败的改革所付出的成本巨大，而承担主要损失的，到头来仍然是“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