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的来临与挑战》论坛综述

　　今年是董辅礽先生离世三周年及董老诞辰八十周年。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董老在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中，冷静明确地提出了他的论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董老的这一论断与理论总结，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备非常现实而重要的指导意义。

　　7月29日，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联合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专家学者，以及一部分实业界人士，齐聚董老曾经学习、生活和工作过的城市武汉，就如何正确认识判断我国的资本市场，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讨交流。现将此次论坛的主要观点分述如下，以飨读者。（以上，传媒记者可增注“编者按”）

　　我国的证券市场走进了新时代

　　2005年的股改启动发出了市场转折的信号，2006年制度变革顺利推进，2007年则证实着证券新时代的来临。主要有四个标志：一是股改作为中国证券市场创立以来最大的校正制度缺陷的工程，胜局落定；二是代表国民经济主流的大盘蓝筹股，得以登陆并回归，股市作为经济晴雨表功能，正在逐渐显现和增强；三是机构投资者日益成为证券市场的中流砥柱，带来了不同于散户投资者的投资理念与长期眼光；四是资本市场的市场环境得到空前净化。

　　有效的市场是资源配置高效率的基础

　　中国经济在过去28年中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资源配置效率却一直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中国用相当于全世界35～40％的能源与资源创造了仅仅4％的经济总量，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之所以过低，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的资源配置机制和体制还没有真正转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作为资金分配主渠道与资源配置主机制的银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经济资源的流速、流量、流向与流程，政府控制了银行与银行信贷，也就控制了整个社会资金与整个经济运行，但中国现阶段的银行体制在主体上还是旧的，导致了社会资源分配和配置与市场运行间发生严重的错位与巨大的寻租空间，使宏观经济总是处在过度收缩与过度扩张的循环之中，经济运行弊端丛生。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与中国资本市场规范化程度的提高，由几家银行的少数人来决定整个国民经济走势走向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正在进入由资本市场来承担资金分配主渠道与资源配置主机制的资本时代。有效的市场必须是市场内生变量起主导作用的市场，必须是市场预期明确的市场，必须是交易成本尽可能低的市场。

　　股市失衡主要是因为供给的行政管制

　　目前出现的股市供求失衡、市场过热现象，并非市场自行作用的结果，而是在需求发生大幅变动后，过时和过死的供给管制滞后反应的结果。如果把对供给的行政性垄断和管制导致的过热误认为是市场供求本身的结果，认为政府只应和只能袖手旁观，或者认为政府就该用强力手段干预，都是很大的错误。当前政策上最需要的，既不是新的干预，更不能是袖手旁观，而是撤消或减少现有的行政干预，让市场稳步消化和健康发展。很多专家强烈呼吁，政府监管部门应尽量及时地、市场化地开通上市公司再融资渠道、私募基金、产业基金、投资信托基金、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等。我国资本市场持续繁荣和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与正确轨道应该是：货币流动性的及时准确吸纳、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资本市场突显对于国民经济的巨大推动力、广大投资者分享经济增长的剩余。

　　正确认识资产价格泡沫

　　虚拟资本再神奇，也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近年来，人民市升值和世界经济处在一个货币流动性过剩周期的高峰阶段，使一些人误认为中国经济和社会也进入了一个钱多的用不出去、过多的货币追逐有限资产的时候了，而常常忽略这不过是外部环境的一时有利和我们自己的体制缺陷相结合的假象，忘记了我们只是一个人均GDP仅2000美元的低收入欠发达国家；中国是一个还处在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初期的发展中大国，还不能与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主要阶段、曾经历过资产价格泡沫并破裂的经济大国或经济实体相比。中国从整体上说不是处在供应过剩、需求饱和的后工业化城市社会，而是经济亟待发展、民生亟待改善、生态环境亟待恢复保护的资金稀缺的阶段。

　　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在减弱

　　中国宏观经济已经保持了28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社会具有了过去（包括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所不能比的特殊特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货币政策的特殊性面临着一种特殊的失衡背景，对货币政策的方向选择甚至整个宏观经济总需求政策的方向选择都产生了一定的困扰。现实的通缩压力与未能通胀预期压力并存，紧缩性货币政策力度减弱且受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抵消；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固定资产增长过快的目标实现程度受到了严重削弱；中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控制流动性过多的作用程度有限；国际收支失衡使得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也大大降低；内需不足使经济对出口依赖增大，投资需求增长不能完全吸纳储蓄，形成恶性循环。如今年上半年CPI上涨3.2％，6月份同比上涨4.4％，是一个似乎刺目的数据，但可以看出，此一轮的物价上涨主要是结构性的上涨并推动了整体，而利率却恰恰是用来调控总量的，用调控总量的货币政策手段去调节结构性问题，往往会收到适得其反甚至南辕北辙的效果，结构性的矛盾必须通过结构性的经济政策来调节。我国是不是应该系统地开始注意和强调货币政策的供给管理，当然也包括财政政策的供给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