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济学家：国内富人和国外投机者制造通胀

　　　米涨肉涨房价涨，这两天方便面价格也要涨，而另一边，三大巨头还在申请油价上调，五大集团也在申请电价上调。当涨价已经成为共识，人群表现集体焦虑的时候，再多的数据也显得苍白。当通胀已经明显抬头，公众只能感受无助的时候，再多的反对也只是徒劳。

但即便如此，我们仍有责任去追问：是谁导演了这场黑色的热闹，它将会如何地危害我们的社会；又该是谁需要出来收拾局面，缓解公众焦虑、恢复社会信心。

　　南都周刊：进入七月份以来，人们对六月份CPI创新高，甚至会超过4%的猜测，一直都有。现在这个态势得到了确证，上半年的CPI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2%，六月份还涨了4.4%，超过央行3%的警戒线。超警戒线对整个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仲大军：意味着通货膨胀比较明显地抬头了。通货膨胀在去年秋天就开始了，今年更明显地显示出来。特别是通胀的幅度加大，我估计下半年还会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势。全年的通胀幅度如果在5%左右的话，那还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通货膨胀；如果超过5%，那么影响力就比较大了。也就是说，当前的社会对5%的通胀还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但如果通胀是长时间的持续发生，譬如明年还继续通胀，那就会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和生存了，特别是对抵抗能力较弱的社会群体产生影响。

　　南都周刊：之前，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这些经济部门有官员表示，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是有限和暂时的，他们认为物价指数下半年将会呈先扬后降的趋势，而您刚才说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仲大军：现在政府部门也在发言，说当前的通胀有一些是季节性、周期性的市场供应问题所导致的。比如猪肉问题是由于粮食涨价，猪农不愿意养猪等原因导致的。

　　但是从大的宏观背景上来看，中国的这波通货膨胀，主要是来自于国外的热钱和投机资金，以及国外大宗农产品和矿产品的涨价而导致的。中国对这一通胀因素必须要把握清楚。中国这一波通胀，不在于国内的养猪户，也不在于国内的货币政策，其根源是各种游资、热钱涌入中国，使中国货币量大增，流动性过剩。钱多了以后，购买力就强了，水涨船高，东西贵了也照样买，这就形成了涨价的趋势，再加上海外大宗农产品、矿产品这些年来不断地涨价，粮食产品如玉米、大豆、食用油等价格不断上涨，还有能源产品的涨价，会间接地影响到食品、日用品、一般消费品的成本，从而拉动了中国制造业所有产品的涨价。

　　这种迹象，去年在工业用品方面有所表现，今年更多地在食品方面表现出来。我认为这种表现的持续力还在继续发作，不是说到了年中，这种力度就弱下去了，我认为这一波通胀的力量还在释放。至于说这股力量什么时候能见顶，我认为至少要到2008年之后才能看出来。这波通胀是有一定时间性的，不是短期内由国内因素引起的局部性的波动，而是一个全局性的价格波动的问题。我们要对其性质认识清楚。

　　南都周刊：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次通胀与我们国家历次物价上涨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呢？调控它的难度是不是也特别大？

　　仲大军：的确如此。中国改革二十多年来，前几次通胀都是国内因素引起的。1988年的通胀，是我们货币发行太多所导致；1994-1995年的通胀，也是由于国内货币发行量太多，当时没有外部因素。可是今天的通胀完全是由外部因素导致的。国外的金融货币资源大量涌入中国。今年上半年，短短6个月时间，外汇储备增加了2600多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8000亿元，这就需要我们用基础货币来兑换外汇，要发行出这么多的货币量来。再加上货币乘数效应，那就变成50000多亿了，这就使我们国内的货币量充足，不可能不出现由于货币量增加而导致的通货膨胀。

　　南都周刊：就是说我们已经卷入经济全球化范畴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影响。我们面对的压力不再只是国内，还包括国外，不是简单地进行调控就可以解决得了的，解决流动性过剩(资金过于充裕)问题是“疏”是“堵”很考验政府的智慧。

　　仲大军：是的，整个局势比过去复杂，调控的手段不能是单一的。首先，今年上半年的外汇储备增加了2600亿美元，这样大量的外汇涌入是非常不正常的，需要引起大家注意。去年一年外汇储备增长也不过是1700亿美元。

　　第二，我国经济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融入国际经济和国际市场，这就要极大地受国际市场价格和国际金融价格的影响，而国际金融是由美元为主导货币的国际金融，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社会，必然要受到发达国家金融的钳制。

　　当今的国际社会，是一个流动性过剩的国际社会，流动性泛滥是当前整个国际金融的特征，其根源就在于美国多发钞票来购买发展中国家的东西。美国人很狡猾，他们了解到发展中国家采用重商主义，拼命地出口，拼命地压低商品价格，拼命地需求外汇，于是就大量地印钞票，用纸币换取货物。而我国在这些年发展过程中，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懂得如何与国际的虚拟资本对抗，也就是还没有学会玩这种国际金融游戏。

　　所以，这些年做了很多吃亏上当的事，大量输出国内的宝贵实物资源，换回一大堆没有用的外汇，而这些外汇还不断地贬值，过几年就缩水了。而这些外汇涌入中国，又促使中国发行大量人民币来对应它，使中国货币量充斥，导致了国内的通胀。这就是当前我们国家通胀最根本的原因。通胀的表现就是物价上涨。在物价上涨的过程中，越是有钱的人越能转移风险，抵抗风险，而那些普通老百姓就没办法了，就增加了他的生活压力。

　　多数工薪阶层都是受害者

　　南都周刊：所以有说法认为，城市中低收入者是这场金融博弈的受害者，甚至包括大多数的工薪阶层，他们应对这次涨价大浪只能叫苦连天。

　　仲大军：中国大多数的工薪阶层，应该说都是受害者。这是因为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包括大量国际热钱钻进中国，大量兑换人民币，大量购买中国企业产权，购买中国房地产，以及股票，无形中抬高了中国资产的价格，使国内消费者的购买能力跟不上这些涨价品的价格上涨速度。这就造成了正常的普通消费者的生活难度。而由于国内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少数人拿走了，社会贫富差距很大，大多数人只拿着微薄的低工资。中国的工资水平低这在世界上都是公认的。

　　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对于国内不同的群体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并且，这一波通货膨胀也是由国内的富有者和国外的投机者双方共同造成的。不仅仅与国外游资，也与国内的投机资本有关。二者沆瀣一气，兴风作浪，在所有能投机炒作的领域，都在拼命地炒作。

　　比如房地产，其炒作的结果就是导致一般的工薪阶层根本买不起房，将大众群体挤出购房行列。这种炒作和投机本身是一种盘剥，其结果是抬高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老百姓房买不起了，猪肉吃不起了，中国的贫困化会更厉害了，社会危机也会出现。所以说今天中国的通货膨胀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因素就是外忧内患共同拉高平民百姓的生存成本，使得中国普通阶层生活更加困难。

　　像今天的年青一代，实际上比上一代还难过，正好赶上了就业难、房价贵、低工资这样一个时代，房子买不起，就业无着落，大学生毕业月收入只有几百元，80后的一代人生活窘迫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通货膨胀如果继续下去，一些问题会暴露得更加明显，社会矛盾也会激化。

　　南都周刊：经济问题造成的压力使得普通居民的焦虑增大，他们该如何应对？

　　仲大军：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政府，普通的居民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富余的资金进行保值增值，而有钱的人有这种能力，他们可以把钱转化成房产、地产、企业产权、黄金、期货等等形式。而一般的人储蓄不多，也就是维持日常生活，这样的群体，他们抵抗通货膨胀的能力非常微弱。

　　中国现在有10%的家庭是靠积蓄来生存的，我国的失业率大约就是10%，很多人现在没有工作，只有靠以前积攒的储蓄过日子，而通胀使得他们储蓄变小了，他们不赚钱，却又得花更多的钱，这样的群体是最惨的。因为在通胀的年代，物价涨，工资一般也跟着涨，那些有工作有就业的人，有抵抗能力；而失业的人没有抵抗能力。所以他们首当其冲，是最弱的群体。他们过去的储蓄可能化为乌有，并陷入贫困。

　　另一批人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本来收入就不高，一通胀就超过本身的承受能力，他们的生活也会更窘迫。这样的群体在通胀中也是受害较大的群体。还有一部分居民具有抵抗通胀的能力，他们有一定的事业，如开饭馆的，在通胀中水涨船高。所以说，通胀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

　　富裕群体不用说了，人家有理财能力；而普通老百姓在涨价面前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只有靠政府加大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力度，政府必须向这些弱势群体进行补贴。中国现在应对国际资金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以毒攻毒。你印钞票，我也印钞票；美国不是印大量钞票来买我们的东西吗，我们也印钞票，使我们的物价涨起来，同时又要让国内消费者有购买能力，其办法就是提高保障能力，把钞票发给弱势群体，让他们去消费，去购买。

　　国富民穷的发展模式

　　南都周刊：7月20日晚，出台了两项宏观调控政策。一是将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的适用税率由现行的20%调减为5%。二是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各上调0.27个百分点。这两项政策，对未来的物价走势，能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吗？

　　仲大军：这与我们刚才谈的没有多大关系。银行存款利息税降低，对中低收入者没有多少好处，对于那些连存款都没有的穷人更没有任何影响。穷人本身也没有多少钱，降多降少与之无关。中国的大部分金融财富是被大约20%的少数人掌握着，降低利息税只会对富人有利，而不会对穷人有利，这点是肯定的。

　　另外，政府现在计划出台的一些政策，已经显示出其错误性。譬如财政部计划发行的1.5万亿国债，是为了从国家外汇管理局购买两千亿美元给外汇投资公司，以用于海外投资。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宁肯把国内的资源拿到国际上去，而不在国内进行使用和发挥作用。国家财政不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有任何行动，反而要到外面去投资。国内的资源为什么不用在国内，倒要拿到国际上去？你是一个发达的国家吗？你的国家发展是到了一个富裕的程度吗？中国发展到资本输出的阶段了吗？并没有。当国内的通胀已经出现很大危机的时候，如果不加大国民的购买力，不通过以毒攻毒的方式来对付国际的热钱和投资，那中国人民遭受的损失必将是重大的。

　　我们的政府是个精英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也往往都是精英政策。当前宏观调控的手段到底怎么运用，我认为发行1.55万亿这么巨大的国债，应该有一部分用到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上来，要促进国内的消费，增大中国的消费力，而不是投资到国外去增加别人的消费力。

　　南都周刊：是不是因为我们GDP的高速增长让部分人认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得特别好了，但实际上我们存在的深层的社会问题，如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中低收入者占很大比例等问题。

　　仲大军：是的，贫富差距作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中国的经济增速的确非常高，但是以低工资为代价来维持的，这样的发展后果是什么呢？是发展了人民吗？是以人为本吗？只是盖起了许多高楼大厦和漂亮的政府大楼，以及高速增长的外汇储备。但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得到实惠了吗？受益了吗？这是一条国富民穷的发展模式。要把国家资源切切实实用到改善老百姓生活水平上，我们发展的思路是应该转变的。

　　南都周刊：就是近几年一直在讨论的如何让老百姓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问题。

　　仲大军：是的，我们必须要从分享改革成果这个思路出发。以韩国和日本来讲，它们的改革时间都是在二三十年，使一个贫困的国民生活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和韩国过去国民贫穷程度比我国还要厉害。但人家也就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迅速改变了贫困。而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也三十年了，但跟人家比，差太远了。所以说中国的改革与国际没法比。所以我们就问，中国发展的财富哪儿去了？我们的成果哪儿去了？人家是都比较均衡地分配了，让整个国民都分享了；而我们呢，还是穷的穷，富的富。少数人的财富巨额增长，越来越多，甚至大量输出到国外去，加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里去了。可是国内还留下大批的贫困群体和贫困人口。

　　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改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高速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国际间的比较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差距，我们的发展太不平衡了、太不公平了。这个问题必须要鲜明地指出来。(仲大军：经济观察家，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记者：彭晓芸 刘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