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最缺的是权力制衡

　　目前，物价上涨正在各个领域发酵。猪肉等肉菜类商品涨了，肯德基全面涨价了，而方便面也跟着涨，7月25日又有新闻说，五大发电集团已集体上书国家发改委，要求涨电价，好在国家发改委暂时给挡回去了，发改委价格司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是“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再来考虑这个问题。

”然后呢，广州市出租车9年来首次扩容之后，又有人大代表提出“把出租车起租价从7元改为8元，每公里租价由现行的2.60元上调至2.80元”的建议，又好在市交委答复说，市物价部门认为目前2.60元的运价在全国范围内已处于较高水平，暂不宜继续调高。涨价似乎正在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这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似乎有些不舒服：凭什么说涨就涨了呢？

　　经济学者梁小民曾经在《经济学家不能治国》一文里深刻地指出，“民主决策制度的核心不是多数原则而是权力的相互制衡。”这话确实有道理。在美国的经济决策中有两个相互制衡的决策者：决定货币政策的美联储和决定财政与其他政策的政府和国会。美联储在美国是独立决策，不受政府和国会的控制，这样一种权力格局，也就基本能保证它能对政府和国会的决策起到制衡的作用。比如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面临经济衰退和高通货膨胀、高失业并存的滞胀问题。当时在任的卡特总统和国会认为，应该首先解决经济衰退，采用扩张政策。但以沃尔克为首的美联储则认为，首先应该实现物价稳定，所以要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结果美联储占了上风，这种紧缩性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使得经济衰退更严重，其中失业率达到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但物价上涨却受到遏制，迅速得到下降，并且迎来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

　　可以说，如果没有美联储的制衡作用，恐怕美国也难以有这八十年代的繁荣了。当然，这种制衡作用也并不总是一方拥护另一方就反对，更多的时候是双方的配合。实际上，政府和国会也存在制衡关系。总统作为政府的代表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考虑政策，而国会则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各自从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出发考虑政策。这种平衡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现实。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房地产热等进行的宏观调控，实质上象征性地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但是，由于先天不足，后天乏力等诸多原因，我国的利益主体的发育相当不均衡，强势过强，弱势过弱。强势者自身拥有巨大的资本和能量，并且有一大批经济学家为之摇旗呐喊，而弱势群体却被闭上了嘴，或者插不上话，缺乏利益表达的基本权利和有效的表达手段。

　　人们似乎感觉到经济决策这头牛，总是被某些神秘力量牵着鼻子走。就说这回涨价风暴吧。出租车刚刚扩容，就有人大代表急不可耐地跳出来鼓吹涨价，五大电力集团为什么就可以集体上书发改委讨个涨价令呢？一切的一切，说明了利益和利益表达才是根本。决策的权力没有适当的制衡，而弱势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利益又得不到更好的表达，宏观调控，就很容易屡战屡败，甚至有可能成为某些利益集团谋利的契机和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