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公民教育靠的是行动

　　香港的一些大学生利用暑假到偏远的贵州农村做公民教育活动，主要对象是那里的孩子，不是成年人。一位学生和这些农村孩子相处多日之后发现，他们不是没有接触外面的机会，也不是没有走出大山的能力，而是安于现状，不想有所改变，心里不免有些黯然。

但当孩子们在做模拟村长选举时，他们的表现出乎她的意料，从提名到召助选团，从画竞选海报到撰写政纲，从演讲到质询，再到最后的普选，他们都做得有板有眼。她为此感到欣慰，如同看到了一线微弱但坚定的光。

　　其实，在人类的天性当中，有很多的能力、品格，如果没有机会发挥，将永远处于潜伏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能力、品格本身不存在。要紧的是有机会唤醒这些能力，有机会提升这些品格，实践是最好的教科书，一次模拟村长选举也许比读一本“公民教育读本”对他们的影响更为深刻。这几年重新开展公民教育的呼声渐渐高涨，李慎之先生生前多次说，自己很遗憾没有精力编一套“公民课本”，如果有来生，他的最高志愿就是要做一辈子的公民教员。当然，我们知道，公民教育不只是编一套“公民课本”，也不是在中小学开设了公民课就能济事的。公民教育更不能停留在品德教育的层面，公民教育有自己真实可信的内涵，有自己的现实逻辑，换句话说，公民教育只有和社会生活融为一体，才有收效，才能找到方向，才不至于流为空洞的说教。

　　晏阳初先生当年在乡村致力于平民教育，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公民教育，他针对千百年来佝偻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贫、弱、愚、私四大病，设计了全面的“乡村建设实验”方案，试图通过以识字教育为基础的文艺教育来培养农民的“知识力”，通过生计教育来培养农民的“生产力”，通过卫生教育来培养农民的“强健力”，通过公民教育来培养农民的“团结力”，在这四个层次的教育中，公民教育无疑是最高境界。他说，公民教育的意义，在于养成国人的公共心和合作精神，一方面要在一切社会的基础上，养成国人的团结力、公共心，使他们无论在什么团体，都能做一个忠实而有效的分子；一方面要在人类普遍共有的良心上，发掘出一个公民的批判力和正义心，使他们都有自决自信、公是公非的主张。如此目标明确的公民教育，面对的是社会底层没有受过教育几乎是文盲的农民，晏阳初的理想真是高远。但他在河北定县的实践表明，成效是卓越的，他的努力如果不是被抗战中断的话，很可能成为其他地方效仿的对象。

　　晏阳初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和实践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对自己的国家怀抱着最大的爱，对人类有着充分的信心，他属于那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人，不是眼高手低、纸上谈兵的人，仅仅从他对公民教育的见解来看，就足以让我们肃然起敬，说到底，今天的中国缺少的正是这样的教育家，把做始终放在第一位，从行动入手，不怕起点低，不怕条件不如意，真实地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公民教育是一种行动的启蒙，不仅仅是书斋的理想，在这里，一百个只会高头讲章的知者，恐怕都不如一个敢于尝试、善于尝试的行者。在贵州偏远的山村，香港的大学生不无意外地发现，即使是在物质如此贫困、资讯如此匮乏的地方，对那里的孩子进行公民教育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们的自主意识，他们的团结力、公共心，他们身上的合作精神，都让人感到欣喜和激动。公民教育是上世纪30年代晏阳初未竟的使命，可以说，自梁启超在一百多年前写下《新民说》以来，一代代满怀热情和忧虑的仁人志士，都曾经把目光投到公民教育上面。今天，当我写下公民教育这个题目时，依然感到几分沉重，真正的公民教育离我们似乎还是很远，因为真正的公民教育靠的是行动，而不是空言。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