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靠“绿色GDP”解决不了环保难题

　　笔者7月27日在早报刊文指出，“绿色GDP并不天然正确”。因为“绿色GDP”就是政府以“理性的自负”给各地争取一个统一的标准，而忘记了地方百姓才是地方的“主体”。绿色GDP有可能短期内恰好也符合了某些地方的需求，但建设“法治中国”不能靠中央命令恰好与地方吻合的“好运气”，这不是现代法治国家的特征。

　　杨耕身君29日在早报撰文认为，笔者误解了“绿色GDP”。杨文认为，“绿色GDP”是一种真相，因为它不是一个行政命令式的指标，就像GDP一样，都只具有统计学意义。果真如此的话，“GDP”无非也是一种统计指标，它怎么就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成了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

　　因为我们目前的官员选拔体制变成了一种GDP导向的体制，因为GDP被用来衡量官员向上负责的程度。同样，从环保总局提出的“绿色GDP”，一来是环保总局要扩张自己权力的考虑，二来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官员竞赛模式。但究其本质，并没有改变官员向上负责制，没有改变自上而下的计划命令式。

　　我之所以不愿意评价“绿色GDP”的好与坏，是因为“理性的自负”使得人们容易越俎代庖，替别人去设想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对于极端贫困地区，生存压力大于环境保护上的考虑，要求“何不食肉糜”是非常可笑的。当然杨文的观点是应该谋求可持续发展，要求使发展与环境和谐，这种乌托邦般的梦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作一下。经济学有一条基本原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发展并不是全然没有代价，经济发展的目标有可能与环境保护的目标部分重合，但不是所有的都重合，因此必然要面临取舍的问题。这一简单的事实却经常被乌托邦般的、看似美好的前景所掩盖，使人忘记了真正的问题所在。

　　杨文认为，说贫困地区不愿或无权谋求绿色发展，才是一种“理性的自负”，继而指责笔者“凭什么认为，在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就一定不能与环保兼容呢？又凭什么认为，贫困地区的人民，为了谋求发展就一定愿意忍受环境受到污染呢？”那么笔者也想反问一下：你又凭什么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和环保兼容，凭什么认为贫困地区的人民谋发展不愿意忍受污染呢？事实上，这种看似咄咄逼人的反诘是非常可笑的。因为这还是在以自己的想法去为他人定“标准”，依旧是知识的僭越和理性的自负。GDP，绿色GDP，还是今后有什么其他的GDP，依然是地方官员向上负责制，无非是改了一个目标而已。与其拐弯抹角，用各种数据指标去考核一个地方官员，不如让地方自己选择发展的模式和路径，让地方自己的代理人（地方官员）去达成发展目标，而不是乞求推行什么“绿色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