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调控与周期性风险

　　７月３０日，央行再次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０．５％。这是今年以来第六次、２００６年以来第九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此，国内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１２％的水平，接近２０年来的最高点１３％。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具有深度冻结资金的功能，是收紧货币的“猛药”，且其政策效果是边际递增的。

在刚刚打出“加息减税”组合拳没多久，又突然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虽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这表明央行对信贷增长过快、投资居高不下的担忧。

　　眼下，通货膨胀已受到极大关注。北大教授宋国青(宋国青新闻,宋国青说吧)认为，按目前的增长势头，过热很快就会发生。因为经济走向过热的加速机制是：通胀率上升影响到预期真实利率下降，进而影响投资需求增加，最后导致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上升。对于中国来说，粮食价格上涨本身并无可怕之处，但它却是预示经济走向过热的一个强烈信号。或者说，它是中国货币当局对通货膨胀容忍的一个底线。

　　过去三四年间，不少学者在不同阶段都曾指出“过热”之忧，呼吁“全面紧缩”。然而在笔者看来，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忽视了中国“转轨经济”和“赶超经济”的特殊性。中国经济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性，同时也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照搬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方式，只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货币政策调控的只是总量，其目标是要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货币政策也不是万能的，它无法调控局部的失衡，尤其当主体是非市场化的，其作用就更加不明显。对于刚刚驶上了“高速公路”的中国经济来说，保持较高的速度和稳定的“油门”显然是最经济的。重要的不是看指标如何，而是要观察“路况”，当前方没有大的“障碍物”和“拐弯”时，狠踩“刹车”是没有必要的。这也是前两年中央政府没有采取大幅度加息等严厉措施的原因之一。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有保有压”并利用价格、税收等杠杆的结构性调控策略是非常明智的，效果也是显著的。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及时改进并调整自己。不仅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而且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金融改革也取得较大成功，为经济持续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仍将受益于人口红利，在全球分工中存在比较优势，高投资、高顺差、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也将因此而很难改变。

　　去年以来，国内宏观调控的力度明显加大，“组合拳”迭出。从本质上讲，宏观调控的目的也还是为了更好的实现结构性调控。如何解决好结构性问题，控制过剩行业的产能？如何适应全球分工的变化，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如何应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贸易壁垒，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核心竞争力？这些都需要政府多个部门紧密配合，出台各种政策措施。

　　目前，新一轮结构性调控政策正在积极主动地密集出台。比如，在刚刚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之后，商务部、海关总署于７月２３日又联合发布２００７年第４４号公告，公布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共计１８５３个十位商品税号，占全部海关商品编码的１５％。这些都是缓解外贸顺差过大，优化出口结构的有力措施。

　　应该看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仍处于较低端，尤其是出口和加工贸易中存在大量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和容易引发贸易摩擦的低附加值产品。未来中国应当继续提高、巩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大力发展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陈东琪新闻,陈东琪说吧)日前表示，从经济周期看，未来中国ＧＤＰ增速的下降是必然的也是趋势性的；资源环境已经到了极限，而且还将提高政策成本，对外压力也较大。今后十年要着手向服务业转型，尤其是今后五年，一定要强化经济结构的转型。

　　可见，结构性调整也是对抗周期性风险的良策，相信今后还会有进一步的政策出台。然而，要实现结构转型单靠宏观调控和行政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利用市场自身的调节功能。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突破金融资本市场这一“瓶颈”。实际上，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也是结构性的，一方面银行体系、过热行业、股市、楼市资金泛滥，另一方面中小企业、高新技术及三农等急需资金的领域仍“口渴难耐”。债券市场、创业板、场外交易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没有发展起来，股市的一些制度缺陷仍未得到弥补，直接融资的资金配置功能短期内就很难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