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通胀后升值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之路

　　上周美国财长保尔森访华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人民币升值再快一些，“我认为这会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使经济发展呈现更为均衡的态势，更容易地控制通货膨胀问题，并且可以减少不稳定带来的风险”。如果去除类似“对手所要求的，就是我们要反对的”传统零和思维，客观地从技术角度看待该意见，应该有一定可取之处。

　　人民币自2005年汇改以来，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但双顺差却越来越多，以至于中国成为全球外储最多的国家，带来货币投放过多的困境。为什么中国不一次性或者大幅升值来控制顺差的流入呢？首先，因为中国的企业还没有做好准备适应汇率的大幅变动；其次，单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变中国国内要素扭曲的现状，也不能化解结构性失衡的矛盾，相反，会深化结构性矛盾，压缩中国经济升级的空间，这些才是中国贸易顺差过多以及不能大幅升值的根本原因。

　　在人民币缓慢升值以缓解国际政治压力的同时，中国可以“制造通胀”来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长期以来，要素价格发生扭曲，如能源、土地、资源、资本等被低估，而生产过程因为缺乏监管而忽略了环保成本以及劳工福利。在中国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货币发放虽多但难以发生通胀，因此，政府通过要素改革来逐步提升要素价格，并加强执行环保法和劳动法来提高生产成本，如果中国的通胀率超越美国并表现在出口商品价格上面，那么超出的部分加上名义汇率升值幅度应当是实际升值幅度，从而起到了较大幅度升值的效果。

　　问题的关键在于劳动力要素的价格。由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人工价格难以提高，如无法提高工资，维持低收入也令消费难以起色，结构性调整就是空话。而且，为中国带来巨额顺差的加工贸易企业主要依靠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以及现代化的物流设施等。要想提高工人工资的前提必须达到国内的充分就业。在城市化速度减缓之后，“新农村建设”仍需努力。因此，如果要提高人工价格，必须提高过剩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在中国，过剩劳动力主要是务农，大幅提高农业收入就可以提高非农就业的最低工资水平，令处于最低工资水平的非农就业面临来自农业的竞争。

　　由于要素价格的提高，也逐步提高了农业种植成本，为了防止粮食周期性短缺，大幅提高农产品价格成为鼓励农民种粮的唯一选择，这也使的剩余劳动力的收入得以提高。不难看出，由要素价格上涨传导至粮食价格，再到剩余劳动力价格，最终将抬高最低工资。因此，“制造通胀”的过程，既是要素重估的过程，也是再分配的过程，令经济增长更加有效率，分配更加公平，如果农民大幅提高收入，将吸收过剩的商品产能，刺激内需，改善结构失衡，为产业升级创造空间。

　　能源等要素以及粮食价格是经济基础性的要素，其上涨会导致持续通胀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基本梳理内部要素价格以及收入再分配后，人民币可以以较快速度和较大幅度升值，来抑制通胀。当然，目前来看，通胀压力刚开始显现，还没达到以升值抑制通胀的地步。“先通胀后升值”的做法与日元升值过程相反：1980年代末，日元大幅升值后面临通货紧缩，产能过剩，产业丧失了升级的空间和时间，为刺激经济，政府实施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结果过多的货币流向地产和股市酝酿泡沫，陷入经济危机。中国如遵循此路，也会在结构调整以及产业升级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导致重复的低水平基础设施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