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还有多远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使人奋发而起，置之死地而后生。安逸享乐却足以使人败亡。如果危险已环伺在侧，人们却仍醉生梦死，“死于安乐”也不远了。因此，一个国家或许也应时时“搜索”忧患。

　　金融危机还有多远

　　文/徐滇庆

　　转眼之间，要纪念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了。

　　先哲仁人再三告诫我们要居安思危。金融危机何时和以何种形式爆发虽难以预测。但近年来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遭遇过金融危机，难道中国就有先天免疫力？和其他领域不同，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心脏，须臾不可或缺。因此与其盲目乐观，稀里糊涂，还不如保持高度警惕，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防范金融危机中取得主动。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使得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这样的太平盛世能一直持续下去。缺乏忧患意识，改革的动力正在耗散。如今好改的基本上都改了，剩下来的都是些硬骨头，其中金融改革又是最硬的一块。以往其他领域的改革基本上属于“帕累托改善(Pareto improvement)”。也就是说，参加改革的各个集团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改善，因此改革的阻力较小。可金融改革却再也做不到皆大欢喜了。

　　金融改革的难度大正源于这样一个悖论：改革所依靠的动力恰恰是那些改革的对象。改革的关键在于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必然要触及一些集团的既得利益。如果金融负责官员囿于维护既得利益，必然会趋于保守。例如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动辄四五十万人，而相同规模的外资银行仅需3万人。外资银行人均利润5万多美元，而我们的国有银行还不足2000美元。提高效率就须精兵简政。可是减谁呢？我们的国有银行沿袭了计划经济的传统，各级管理人员都拥有行政级别。即使不裁这些官员，也得裁掉他们的兵。由于缺乏激励机制，在现有的金融体系内缺乏金融改革的动力。年年叫改革，年年提方案，但说来道去，无非是在现行体制框架内修修补补。

　　从外部着手，通过建立民营银行来逐步完善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原本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方案。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在彻底改革国有企业之前开放了民营企业。我们会发现，凡是民营企业高速发展的地区，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也相对较好。显然开放民营银行势必对国有银行造成巨大的挑战，使得那些修修补补的方案落空。尽管很少有人公开反对开放民营银行，但这个建议却遇到了无限期的拖延战术。一个现象很有趣：许多退休的金融官员对开放民营银行表现得非常积极。也许现任金融官员在离职之后也会积极起来。

　　拖延战术的理由冠冕堂皇，高喊几声风险太高就足以动摇管理部门的决心。风险的确有，可任何改革都必然遭遇风险。实际上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创新防范金融风险。无所作为才是当前金融业最大的风险。

　　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奥森(M.Olson)在《国家兴衰、经济滞胀与社会僵化》一书中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只有遭遇重大冲击之后，一个国家才会开始真正的改革。”这几乎是一条铁律，中国也不例外。如果没有遭遇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一系列的“挨打”，就不会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变革。

　　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许多韩国经济学家指出金融体制上的弊病，疾呼金融改革。但韩国金泳三政府为了赢得大选，封锁消息，文过饰非。直到金融风暴将韩国经济冲击得落花流水，金融体制改革才真正开始。

　　中国能否回避奥森定律？看来很难。非金融危机难以让人们痛下改革决心。但是，能否以较小的代价将改革推向前进？中国的经济改革曾有好几次面临停滞、倒退的危险。1992年经济滑坡再加上国外制裁，有些人认为中国改革将到此为止。邓小平力排众议，毅然南巡，推动了改革的加速进展。若非如此，中国经济很可能要在遭遇到重大挫折之后才能找到正确的途径。因此，在金融改革面临重要抉择关头的时候，就看管理部门的决心和领导艺术了。

　　如果不改革，中国遭遇金融危机的概率几乎是百分百。那么关键在于，这个金融危机有多么严重？在遭遇了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能不能像韩国一样比较快地重新站起来？如果像印尼那样跌下去就爬不起，中国的经济改革成果有可能就此付诸流水。

　　（作者为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