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变革: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渠道

　　“中国制造”是历史垂青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

　　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并不是偶然的。“中国制造”战略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英国在19世纪统领全世界制造业，成为各国工业品的供应基地。大英帝国百年辉煌之后，蓬勃发展的美国成为了第二个世界工厂。到1913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占据了全世界的1/3，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都是无可争议的制造业领袖。二战以后，美国实施了推动日本经济复苏的“道奇计划”。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大了对日本的扶持力度。1973-1990年，日本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增长了183%。按照“梯度发展理论”，全球制造业正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与此相对应的附加值也在不断下降。美国、日本、西欧和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四大消费市场，中国、东南亚、东欧和南美则是全球最主要的四个劳动力市场。其中，中国是两个市场惟一的交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消费品市场蕴含了无限的商机，为世界产业转移创造了机会，中国承接世界产业转移，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赞助品牌——耐克、阿迪达斯、韩国现代、荷兰飞利浦的很多商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但是中国企业却只能获得“蝇头小利”。例如，一只“格列奥”在德国的售价为19.95欧元，而扬州玩具厂制造的“格列奥”出厂价格仅为1.45欧元。从劳动生产率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每人每年3.8万元，仅仅是日本的4%。中国产品因出口价格低廉而背负着“倾销”的罪名，但最大的利润却并没有落入中国企业的腰包。中国制造代表了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和全球经济地位的提升，但是这种崛起的代价之高，以及其盈利性和可持续性令人担忧。这种增产不增收乃至赔本赚吆喝的“悲惨增长”将是难以持续的。

　　后“中国制造”模式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国虽然把握了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将成为世界工厂。但是，价格低廉——贸易摩擦——出口受限——产品过剩——结构失衡，是中国制造绕不过去的怪圈。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国制造”的大部分仍然来自加工贸易，出口加工区在很多地区成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之一。

　　中国制造业增长的核心动力来自人工成本低、环境成本低、原材料和能源成本低等低成本优势，并由此形成了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全球最大的运动用品生产商耐克公司发表的长达108页的报告，承认其旗下工厂存在强迫工人加班，并且不让工人在工作时间喝水等问题，从而印证了外界指责耐克公司的工厂是“血汗工厂”的说法。“中国制造”最出色的可能只是制造这一个环节，还不是完整的生产体系。很多中国企业还是依靠来样、来料加工，产品设计、生产原料和加工设备大多依靠进口，缺乏研发机构，仅仅相当于国外大公司的一个生产车间。“中国制造”能够掌控的仅仅是加工环节，而对于加工环节以上的研究开发、工业设计以及下游的营销渠道和营销控制等却无法了解。随着中国加强对劳动工人的利益保护、对环境污染的严格控制以及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同国际接轨，这些成本都在不断上升，“中国制造”的优势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从出口产品的结构上来看，日本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机械等技术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则是附加值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增加值率为26.23%，比日本低22%。采取什么样的后“中国制造”增长方式，将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增长的关键问题。

　　后“中国制造”的增长模式将以中国渠道为中心

　　根据笔者的定量分析测算，流通业服务业本身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直接影响仅有0.152，流通产业作为一个部门规模较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低。但是流通产业却能以多种形式对其他部门施加影响。其综合作用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4.195倍于流通所产生增长的巨大作用。目前，全球化经济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逐步形成并完善的分层承包体系，在这个金字塔的最顶端是零售商(如沃尔玛等大型连锁商店)，往下分别为制造商(即为零售商提供货源的制造企业，很多为知名的品牌公司)和承包商(或称供应商，即生产产品的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则处在这个体系的最底部。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低成本、低利润和贸易摩擦多的现状，就要从产业链的制高点入手，“中国渠道”所塑造的并非都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而是产业和市场中的“制高点”，是一个足以牵动整个产业和市场发展的战略环节。

　　以中国渠道为中心的增长模式可优化产业结构

　　流通产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明显的集群效应，批发企业、零售企业、物流企业和餐饮企业的聚集程度较高，在地理上集聚的同时，在产业链上形成了一定的分工，并由于流通产业的引导作用，形成了或大或小的产业集群。与其他产业集群相比，流通产业集群与宏观经济相关性较弱，和区域经济相关性较强。流通产业群的存在、发展与壮大，是区域经济发展与竞争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据测算，流通产业的感应度指数大于1，受经济景气指数影响程度高于大多数产业，同区域内其他产业的关联系数较大，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可以作为产业群中的先导产业。通过对上游产业的资本渗透和控制，形成了以需求为导向的产业链。绍兴有数千家织布企业，年织布30多亿米。随着柯桥市场的发展壮大，市场成为本地数千家织布企业总的销售窗口，绍兴的纺织品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义乌市场上销售的商品，30%来自本地，30%来自全省其他地区，30%来自国内其他省份，10%来自境外。以前，义乌本身没有什么工业，所经营的产品都是来自温州、广东、福建等地，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义乌利用所掌握的市场信息和销售网络向工业扩展，引发小商品生产企业与销售企业之间的产业组织重构。由小商品集散中心向小商品制造中心、研发中心方向发展，促进产业规模扩张和结构升级，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以中国渠道为中心的增长模式能提升产业附加值

　　以中国渠道为中心的增长模式，其好处之一就是对区域品牌的塑造。区域品牌与单个企业品牌相比，更具广泛性、持久力和影响力。区域品牌的树立有利于加快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它将是集群内所有企业的共同财富。成熟和优秀的区域品牌能为企业加分，特别是消费品类，区域品牌对于购买者的影响非常明显。

　　以中国渠道为中心的区域品牌元素包括区域名称、象征性的标识、建筑设施、商品结构和服务特色。区域品牌是区域内企业一种珍贵的无形资产。例如，义乌的小商品六成的销售额来自外销，国外的沃尔玛、麦德隆、欧尚等20多家跨国零售集团，国内的华联、华润、上海农工商、北京王府井、西单等30多家国内知名企业都常年在义乌采购商品。联合国难民署在义乌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商品采购信息中心。拥有40万种商品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有1万多家制造企业，其中有1700家袜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袜业基地；拉链行业有400多家，饰品制造企业2000多家。企业只有进入义乌市场特有的分工网络，才能分享“义乌小商品市场”这一整体品牌所带来的市场信誉和其他无形资产。义乌成为整个区域企业闯荡国内外市场的地域性标志。以中国渠道为依托的区域品牌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走向全国甚至全球的名片。中国渠道通过集聚和集中的广告宣传，改变了单个大企业因广告费用过大不愿投入，而中小企业又没有实力开展广告宣传的状况，对区域内企业的品牌建设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国渠道能改变中国劳动力的转移方式

　　廉价劳动力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工作机会。长期以来，低成本一直是我国许多地方招商引资的法宝，不少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谋求利润，以牺牲员工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拼命压低成本，压低工人工资。目前，我国每天因生产事故导致的死亡数目平均高达300多人，一年要死掉十几万人，伤残几百万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平均死亡率大约为1.5%，伤残率大约为5%。

　　在我国现阶段，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去工业化”的现象，即大量简单的加工业从海外涌入我国，使我国的工人仅仅成为一个机械的加工工具。这种低技能、低技术的简单劳动，使工人除了消耗自身体力劳动力之外，得不到任何技术上的提高。中国劳动力的转移，出路不是高科技，因为几亿劳动力不可能都进入软件开发、纳米材料等高科技领域，也没有另一个产业能够容纳规模如此巨大的劳动力。既不失去“中国制造”的优势，又能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大力发展中国渠道，即中国本土的流通产业。据统计，自1993年以来，批发零售餐饮从业人员年均增加177万，占全社会新增就业人员的23.6%。

　　廉价劳动力的一个结果，是劳工收入太低，无法对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进行投资，特别是未来50年内，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效果开始显现，中国人口迅速进入老龄化阶段，每个劳动力需要养活的人数将大大增加。通过发展流通产业，有利于区域经济摆脱仅赚取微薄加工费的命运，改变中国劳动力转移的方式，提升中国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彻底改变出口加工企业沦为外商“血汗工厂”的现状。

　　(作者单位：商务部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