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玉米与中国医疗改革

　　上世纪70年代，秘鲁政府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决定对粮食进行统购统销——把玉米分成三等，以固定低价(比如一等玉米一块钱一斤，二等玉米八毛一斤，三等玉米六毛一斤)从农民手中收购，然后加价一倍转卖给城里人。

　　然而，这个宏伟规划最后却搞得一团糟。既然粮食的价格被锁定，农民就在三等玉米里掺砂子，把成本摊低到四毛，再掏两毛钱塞到收粮官的口袋里，“官爷，这是小的孝敬的茶钱。”这么着，掺了点三等玉米的沙子泥巴，便被收粮官定为一等，以一块钱的价格收进国库。而有的农业能手，种的玉米粒大饱满，跟个小香瓜似的，无奈收粮的官员喝茶喝习惯了，要么你掏一毛钱茶钱，我给你定一等，要么就给你定二等。弄到后来，国库里堆满了一块钱一斤买来的沙子，玉米却在黑市里，而收粮官成了唯一的赢家。

　　中国的医疗改革，和秘鲁的玉米很类似。计划经济的时候，只要你有城镇户口有单位，去医院看病就不要钱。我举个小弗里德曼说的例子以帮助现在的年轻人想象一下，这个制度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在一个一千人的社区里，居民们决定建个超市，每个居民按需取物，不用掏钱。到年底结算，把总花费除以一千，平摊到每个人头上。不用说，这个规则所产生的后果，肯定是所有居民按己所能往家扛东西。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城镇居民凭处方从医院药房里免费领个高压锅或茶几，实在是平常稀松之事，至于袜子和手电筒，那简直比维生素C都常见。

　　国家财政终于不堪其负，不肯再为高压锅和袜子埋单，要求各医院自负盈亏。按说这对医院是个利好消息。因为当初公费医疗的时候，国家为了少付几个高压锅钱，只能拼命控制医院的数量和规模，弄得医院床位数和医生数量严重不足。所以，如果让医院放开经营，医院肯定赚钱。但当时老百姓很穷，又都习惯了免费看病。如果让医院放手经营，价格一涨，国家肯定要挨骂。怎么才能又不掏钱，又不挨骂呢？于是，强行规定医院的挂号费和诊疗费不许涨价。这个价格的锁定，引发了比秘鲁玉米更大的灾难。想想看，如果你肚子疼去看医生，医生望闻切问忙了半小时，终于搞清楚你得了急性阑尾炎，不立即手术小命可能就保不住了。对于这个如此重要的意见，你只需付几毛钱挂号费。拉到手术台上做手术吧。主刀医生手术助手麻醉师外加器械护士，在各种设备的帮助下忙了一个多小时，把你发炎的阑尾割掉了，你只需要付十四块钱。刚够你买一个汉堡加一杯可乐，不包括薯条。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一个医院的院长，你怎么办？你只能做两件事情：首先去找药剂科主任，要求他全年购药总的折扣，不得高于六折。然后再把各科主任召来开会，要求全院药品消耗不得低于两千万，任务落实到各科室，各科室再细化到各位医生头上，全体动员拼命开药。除了以药养医，你还能想出什么别的活路呢？

　　如此一来，药厂突然发现自己生意难做了。以前定价一块钱的药，八毛三卖给医药公司，医药公司九毛二卖给医院，医院再以一块钱零售价卖给病人。大家配合挺默契。突然医院的药剂科主任宣布，六折以上的药他绝不考虑。这可怎么办呢？办法有两个：第一是药厂直接把药价提到两块，仍然八毛三卖给医药公司、医药公司仍然以九毛二的价格卖给医院，折扣却一下子降至46折，皆大欢喜。第二种办法是价格仍然不变，只是小白片里的有效成分不见了，换成了面粉或粉笔末。

　　现在，医疗系统又要改革了。具体的方案还没拿出来，但是听风声，好像是要在社区里搞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而大的医院则允许收钱。这个思路，我总结为面包免费吃，蛋糕花钱买。我对此很不看好。一是面包免费后，蛋糕必然会高端化。就是说，口味像面包的低档蛋糕，就没市场了。另一个不看好的原因是，免费的面包系统必然会产生极大的浪费，小区里的免费医院和小区里的免费超市能有多大区别呢？

　　在我看来，只要允许各家医院自主定价，就可以了。病人的花费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住院费、诊疗费和药品费。药品费是硬的，各家医院差不多。而住院费和诊疗费，让各家医院自己决定多高的价格就可以了。协和医院当然知道什么价格可以正好让自己满床，又没有病人在外面排队。这才最符合它自身利益。国家对这些赚大钱的医院按累进税率征所得税，把所收税款用于建立一个基本医疗保险体系，这样，穷人只要拿出一点点钱，就可以去水平差的医院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参差多态的自由价格体系，才是最有效率的体系。　(作者系知名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