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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出行与集体理性

  作为“好运北京”奥运系列测试活动之一,8月17日到20日,北京机动车分单双号上路行驶,这让北京的私家车主们体验到一种全新的驾车生活:

  可以上路的日子,道路突然间变得一路畅通,人们体验到自“非典”或“中非合作论坛”以来没有过的驾车快感,如梦如幻;不能上路的日子,眼看着自己的爱车趴在停车场动弹不得,而其他交通方式或一时难以适应,或确实无法解决出行问题,焦虑万分。

  让车主们感到一丝安慰的是,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和美国环保协会响应“好运北京”活动,发起“绿色出行”倡议,号召个人和单位身体力行,为“绿色奥运”尽绵薄之力。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北京中国欧盟商会、中国美国商会、中国英国商会、北京企业联合会、北京电子商会、北京化工商业协会等组织积极回应,不仅在“好运北京”测试赛期间鼓励员工“绿色出行”,还承诺采取各种方式鼓励职工采用“绿色出行“方式上下班,比如提倡其职工乘坐地铁、轻轨、公共汽车等公共交通,提倡职工拼车或者乘坐班车,提倡职工拼乘出租车,尽量减少自驾车,提倡职工文明驾车、环保驾车、文明乘坐公共交通等,为改善北京交通状况和空气质量做贡献。

  如果部分牺牲一己之便,不仅能换来另一半日子的畅通出行,还能贡献于奥运会,贡献于环境,也算值得。亦真亦幻当中,甚至有人开始认真讨论,如果将分号上路变成永久性规定,会给北京的交通、环境、汽车产业、经济发展、人们的幸福感等带来什么样影响。

  来不及讨论出结果,交通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和拥堵。虽明知拥堵,但经过简单权衡,多数人仍会继续顽强地驾车上路,一路畅通从现实回归梦想。个体正确再次导致整体错误,个人理性汇成集体无理性。

  任何人都是经济人,在简单而明显的选择面前,都拥有并能表现出起码的理性。在拥堵路况下驾车出行,就快捷性而言,自驾车也许要稍稍逊色于公共汽车、轨道交通乃至出租车,甚至还不如自行车;而自驾车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则远非其他交通工具可比。以允许的时间换取安全感和舒适感,是明智的。

  当然,机动车使用的增加会加剧空气污染,危害人们健康,道理不难理解,毫无疑问是“经济正确”:

  据统计,每百公里的人均能耗,公共汽车是小汽车的8.4%。如果采用私家车出行的人当中有1%转乘公共交通,仅此一项全国每年节省燃油将达到0.8亿升;污染方面,公共交通在高峰时,人均单位路程排放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三项污染物,分别是小汽车的17.1%、6.1%、17.4%。

  另有统计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机动车排放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细颗粒物所占平均比例为80%、75%、68%和50%,已成为这些城市空气污染的第一大污染源。2004年,北京市区大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年均值均达国家居住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而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值超标49%,大气首要污染物为PM10的天数为305天,占全年总天数的83.3%。

  但是,就个人而言,假定只有自己少开一次车或就此不开车,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环境压力?

  回到健康问题,也就回到个体与整体的矛盾:大量机动车上路导致的空气污染会威胁出行者的健康;同时每个人又都相信,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相比,还是在自己车里要更加卫生和安全。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损己利己”(通过自我约束换取自我利益)的“固有道德”约束都不起作用,更不能寄希望于“损己利人”的“工具道德”约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环保组织出于善良愿望而提倡的“绿色骑行”不能引起公众的广泛呼应了。

  个人理性的出发点与集体非理性的归宿之间的落差,需要政府的政策调节。需要给个人的理性选择增加“倾向筹码”,调节不同选择的成本,以使最终的集体选择更趋向于理性。比如通过燃油税、停车费的调节,增加私家车使用成本,与此同时,通过设施改善、路权调配、供给增加等,提高公共交通的便捷度、舒适性和安全感。

  按说,这都是浅显易懂的道理,完全符合集体理性的选择。但正如个人理性会导致集体无理性一样,集体理性也不会必然成为个人理性或局部理性。问题要比集体理性复杂得多。在诸多掣肘因素中,我们至少能够看到:

  汽车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强劲拉动,让处于发展的惯性冲动之中的地方政府不舍割爱;在屁股决定脑袋的前提判断下,坐在轿车真皮座椅上的决策者,很难做出有利于公共交通及其使用者的决策。

  更深一层看,在中国的现实中,城市化是发展的宿命;作为首都的北京,城市规模不断和迅速扩大,又是城市化的宿命。这不是理性或非理性问题,而是必须承认的前提。

  每一个市民有责任自我提升“工具道德”的水准,将“道德理性”更多地注入到“经济理性”中,为大气环境、整体利益和子孙后代着想,适度牺牲个人的利益和幸福感;作为NGO,有义务倡导绿色出行的风尚,身体力行保护环境。然而,他律毕竟不能取代自律,别人不必、也不能要求这些个人和组织太多。

  现在能做的是,由政府出面,通过制度建设和完善,搭建一系列信息公开平台,以及各利益攸关方沟通、交流和对话平台,广泛吸引和鼓励公众参与,在公开、科学前提下,就各种交通工具使用成本、道路资源分配等问题展开平等对话,在宏观利益与微观利益充分博弈的过程中,深度释放个人理性,以尽量纠正集体无理性。

  如此,我们就不必再为一路畅通而喜,也不必为有车无用而忧。

(责任编辑:铁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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