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垄断企业搞慈善只是权宜之计

　　垄断国企的巨额利润如何分配最近再一次引起社会关注，起因是山东省政府日前出台规定，“将依法研究建立从垄断性、资源性行业政策性提价和政策性加价所形成的超额利润中提取价格调节基金的制度”，专项用于补贴低收入群众和弱势行业。

（8月16日《第一财经日报》）此前，国资委表示，2007年国有企业将重新向国家上缴利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7月17日也表示，我国正在研究探索对垄断行业平均工资实行限高封顶的办法，同时对垄断企业利润，将逐步提高上缴国家的比例。

　　但是，如何合理确定垄断企业的利润，本身就至少面临着薪酬、管理费用、分红三道难题。企业管理费用是以全国平均管理费用为标准，还是以目前垄断企业超高的管理费用为依据？薪酬是承认现有的垄断企业高工资，还是把它先压到社会平均水平？此外，分红也是个难题。国企巨额利益大部分来自垄断，相当一部分巨额投资也来自国家，但根据1994年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的规定，1993年以前注册的国有全资企业税后利润不上缴，结果巨额的利润流入了特权利益集团和外国投资者的口袋。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大公司在海外上市分红四年就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石油公司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来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显然，这样的分红是不公正的。

　　很显然，我们有必要在垄断国企发薪、分红等之前，对其征收垄断资源税。只有垄断资源税“提前介入”，国内外投资者、垄断企业职工靠垄断获得的超额利润才有可能被适当平抑。在此基础上考虑投资者的分红问题以及垄断国企利润上缴问题才相对公平合理。对于国有参股的股份制企业，国家应该严格按其参股的股份进行分红；作为完全国有并且由政府定价的垄断企业，除了按照利润的比例设立投资基金，用于投资，其余利润应一律上缴国家财政。

　　对于垄断国企的利润和资源税上缴，应该建立专项特别基金，全部用于返还民众，不得用于政府管理和投资等开支。如建立国民教育基金、医疗保障基金、全民失业和养老保险基金、住房保障基金等，以弥补我国在上述基础民生和民权保障问题上的长期欠账。财政部7月2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仅仅2007年上半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7535亿元，同比增长31.5%。从现有每年高达一万五千多亿元的国企利润看，如果正常使用，上述几方面所需资金应该是有保障的，说不定还能补上不少历史欠账。这还是在承认现有垄断国企高工资、投资者在资源税前分红基础上的利润。如果压缩高工资和分红，资源税和利润总额还会高出许多。

　　即使垄断国企大部分暴利都通过公正合理的渠道“返还民众”，垄断的大量存在仍然是国家之耻。最新的镜鉴是墨西哥。美国《财富》杂志8月6日证实，墨西哥电信巨子卡洛斯·斯利姆·埃卢以590亿美元资产，取代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成为新的世界首富。尽管斯利姆把20%的财富用于慈善，但不少墨西哥人还是以拥有“世界新首富”为国耻，因为他是靠着垄断而暴富。墨西哥国内有评论指出：斯利姆是墨西哥贫富差距悬殊、缺乏竞争机制的社会矛盾的典型体现。他甚至被墨西哥人视为一个“将帝国建立在与墨西哥总统和其他政客牢靠关系之上的贪婪的垄断者”。有人不客气地评论：“斯利姆做的一点点善事只是摆摆样子而已，他把电信资费价格降一些，比做什么善事都管用。”（8月20日《信息时报》）中石油、中石化已经连续多年蝉联“亚洲最赚钱公司”，电信、电力也大同小异。这到底是国家之荣，还是国家之耻？到底是社会进步的推手，还是社会进步的羁绊？明眼人不难判断。垄断是整个社会腐败低效的渊薮，一个行业每1元钱垄断利润的获得，也许要以牺牲社会上5元甚至更多的社会效益为代价。

　　任何领域的垄断，不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垄断，都是国家积贫积弱的最终根源。因为它导致了公民权利和发展权利的严重不平等。以经济总量算，中国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近代积贫积弱之后，中国人一次次奋起直追，但总是失去一次次崛起机会，其间固然有经济之外的内忧外患使然，但是官办经济和垄断经济在其中的消极影响，则是近期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个中缘由，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