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中的“公共利益”能否不再模糊

　　公共利益是城市房屋拆迁合法存在的必要前提和惟一理由。然而，公共利益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非常模糊的概念，造成人们在认识上有意无意地存在很大“偏差”，导致各种侵犯公民利益的事件层出不穷，甚至出现拿公共利益作为筹码进行互相间的非法交换。

　　北京昌平区旧县村与开发商合作进行旧村改造，承诺的村民新居没见影儿，土地上却建成了豪华别墅。在维权过程中，村民们追查出村委会、开发商签订的“阴阳合同”：公开给村民的“阳合同”中规定，收征地补偿款6000万；而给政府备案的“阴合同”规定，补偿金是1亿余元。(8月26日《京华时报》)

　　这条新闻让我想起另一则报道———物权法将于10月1日起施行，该法施行后，与其有关规定不一致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停止执行。为防止城市拆迁无法可依，日前，有关方面在修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时，建议增加一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8月25日《中国青年报》)

　　有人将此称为“拆迁新规”，据说是保障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可是，如果修改城市房管法不给“公共利益”下个清晰的定义，仍以模糊面目示人，像昌平区旧县村那样，某些地方仍会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借征地与拆迁之名损害群众的合法权益，又如何保障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现实中那么多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和商业利益均卷入其中的拆迁行为，又多少是出于真正的公共利益的需要呢？

　　公共利益是城市房屋拆迁合法存在的必要前提和惟一理由。然而，公共利益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非常模糊的概念，造成人们在认识上有意无意地存在很大“偏差”，导致各种侵犯公民利益的事件层出不穷，甚至出现拿公共利益作为筹码进行互相间的非法交换。像昌平区旧县村那样，一些地方拆迁盗“公共利益”之名，开发商大搞商业开发，谋取高额利润，某些职能部门也从中捞取卖地、政绩等诸多“好处”，便会利用行政权力，假借城市广场、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或假借旧城(村)改造之名，大搞拆迁，其结果是开发商和政府职能部门受益，被拆迁户受损，引发社会矛盾，严重损害政府形象。

　　不错，当公民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以公共利益为重。但是，当所谓的“公共利益”其实成了某个特定群体的利益时，如何判定“公共利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试想，在北京昌平旧村改造中，村委会、开发商为什么敢于将拆迁户的补偿款大打折扣，甚至在村民新居没见影儿的情况下，就建成了豪华别墅大卖特卖？我想没有别的，就因为他们可以打着旧村改造乃“公共利益”这个冠冕堂皇的旗号，村民心里纵有天大怨气，也只能牺牲个人利益，顾全“大局”，为“公共利益”让路。像北京昌平旧村改造这样，在城市拆迁的利益博弈中，某些部门兼具“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似乎总可以为自己的各种商业拆迁行为找到“公共利益”的借口。这种所谓的“公共利益”并不能优先于公民个人利益。

　　法理学认为，法的概念是法的要素之一，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法律关系，首先应该明确概念。可是，据统计，我国法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使用“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共达1259次，却没有一部法律法规清晰界定或者解释何为“公共利益”。住宅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是私人生活的载体和公民隐私权、财产权及其他权利的落脚点。尤其应该明确界定公共利益。既然此前的诸多法律法规没有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在修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过程中，笔者认为首先要明确界定何为公共利益，以便我们需要在对公共利益做出判断和衡量时能够有法可依，以免隐藏在“阴阳合同”之类背后的“伪公共利益”大行其道，侵犯民众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