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府该不该向人质索赔

　　韩国方面目前当务之急是稳定被绑架国民的身心健康，同时制定紧急措施或法律来应对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至于是否行使赔偿权的问题，低调处理会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初晓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8月30日，历经40多天震惊世界的韩国人质绑架事件终于结束。

尽管付出了生命的惨痛代价，但这次绑架事件最终还是得以成功解决。虽然韩国政府面对着诸如“违背不与恐怖分子对话原则”的指责，但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最后的结果都感到由衷欣慰，毕竟，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无价之宝。

　　但是在韩国对这个事件的争论并没有结束。有报道说韩国政府已经提出，为解决此次绑架事件而付出的相关费用，应该由被绑架的人质及派出人质的泉水教会方面负担。泉水教会和被绑架人质都已经公开向国民道歉，并且也表示愿意承担这些人质回国的机票费用以及相关医疗费用。

　　韩国国内一种观点认为，基于政府在此之前已经向国民提出警告不要赴阿富汗，泉水教会和被绑架的人质们无视政府的警告轻率组团前往，对造成被绑架的结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正是由于他们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政府人力、物力和财力支出。仅仅表示反省是不够的，如果不向教会和被绑架者索赔的话，不但违背了责任义务的关联原则，而且会助长类似不负责任的行为，为国家和国民带来更多的麻烦，甚至有人极端地提出“即使教会和人质倾家荡产也要赔偿”。

　　但更多人对此表示异议，他们认为轻率前往阿富汗并不是违法犯罪行为，现有法律对此并没有具体规定，如果政府行使索赔权将会带来司法上的混乱。例如有人从事危险度极高的攀岩、登山、漂流等探险事业遇险，一旦出现问题政府是否同样索要赔偿呢？况且，国民有向国家交税的义务，国家就有保护国民的义务，自己的国民有危险，无论在哪里，国家都应该全力以赴进行救援，索要赔偿是不合情也不合理的。

　　从国际惯例上来看政府因为类似事件对国民行使索赔权的例子尽管很少，但还是存在。2004年4月8日，在日本政府同样对本国国民前往伊拉克发出过警告的背景下，三名日本志愿者郡山总一郎、高远菜穗子和今井纪明在伊拉克的巴格达被绑架，绑架者威胁日本不从伊拉克撤军就对三人处以死刑。经过日本政府与各方一个多星期的艰苦斡旋后，三人成功获救。事后日本社会同样有过争论，包括政府高官在内的很多人对三人的行为总体上处于谴责的态度，日本外务省在当月26日要求三人自己负担包括机票在内的相关费用237万日元。但两名人质的老家北海道却公开反对应该让人质赔偿地方政府曾支出的费用。

　　对这个事件的报道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就曾公开表示支持三人的行动，认为国家有保护国民安全的义务，甚至美国国民给日本驻美大使馆寄来2000美元替三名人质来支付费用。日本国内同样有大量反对的声音，以东京大学教授醍醐聪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专门成立了后援会，向当时的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外务省提出抗议，并且为人质们进行了募捐。

　　韩国方面目前当务之急是稳定被绑架国民的身心健康，同时制定紧急措施或法律来应对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至于是否行使赔偿权的问题，看看日本的前车之鉴，估计政府借泉水教会和被绑架者愿意自己负担的机会低调处理会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中国古人说忠孝之子要“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这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肯定是行不通了。在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面临着众多诱人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大量潜伏危机的挑战，与日本、韩国一样，建立全面的危机管理体系和强化国民的危机意识已经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