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崛起受惠于改制而非垄断

　　国企的改制套路的确强化了垄断，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这几年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经济的确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若说这个发展全系垄断加剧所致，显然也失之偏颇。

　　——鲁宁（媒体评论员)

　　“2007中国企业500强”新鲜出炉，国企上榜349家，其余为民企或股份制上市公司，国内外媒体纷纷就此发表评论。

国外媒体普遍予以正面评价，但国内媒体则普遍表达出程度不同的微词甚至于质疑。这也可理解，一来《反垄断法》刚颁布；二来“500强”中的前50强，多半系国有垄断寡头，而国有垄断寡头的诸多弊端不言而喻。可见，民众的质疑是一种普遍性和长期性的质疑。

　　然而，国企参与竞争性领域的市场竞争，尤其是国有垄断寡头控制市场的弊端，只是人们认知事物的一个向度。讨论国企包括垄断型国企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实际上存在着多个向度。

　　从经济上讲，现行宪法所确立的经济基础就是“公有制”，国企、垄断型国企、尤其是其中的央企，体现于“公有制”的现实存在，它们的存在受到现行宪法的确认和保护，这样的保护其性质就是“保障”。如果因为国有垄断导致个人福利受损而对此重要事实不屑一顾，讨论问题就失却了前提条件和认知基础。

　　分析国企和垄断型国企，不能脱离国企改制的历史进程，我倾向于拿1995年作为时间断面切一刀。当年山东诸城市委书记陈建光将县属国企“卖”（改制）光光，得一绰号“陈卖光”。此后至今，县级国企基本“改光光”。地级和省级，竞争性领域的大部分国企也“改光光”，少数保留的要么已上市成为地方国有控股公司，要么效益不错。在这两个层级，但凡上市的或效益不错的国企，只要能继续生存下去，都将被保留下来。因为地方经济同样要体现“以公有制为基础”。

　　往上至央企，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改制分三个阶段：前期更注重于“抓大放小”，主要形式是把部分央企的产权下放给地方；中期注重于做大，资产重组减少数量；后期（目前仍在延续）致力于做强，一方面改国有独资为国有控股，同步实现政企脱钩；再一方面实现国内或国外上市，组建超级国有控股公司。客观析之，央企如此改制套路，的确强化了垄断，譬如中石油之类，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这几年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经济的确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若说这个发展全系垄断加剧所致，显然也失之偏颇。何况，改制也未必完全加剧垄断，譬如原先国有独资工行、建行之类，一经上市变脸为股份制银行，“体质”改善不可否认，金融风险相应减小，效益递增，都是客观事实。

　　分析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的利弊得失，脱离中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历史脉络属空议，脱离现实的国情属清议。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自1984年起步的国企改制，于今基本告一段落。未来的国企改制会更多注重于、使力于继续做强——以强促大，若把握得当，会在一个历史阶段内形成大与强的循环。

　　从有利于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角度，竞争性市场领域内国企参与过多显然不可取，以行政力支撑的国有垄断更不可取。但从国家和社会正面临艰难转型的视角观之，现阶段，只有执政之经济基础稳固了，才有利于改革开放进程更快推进。从数理统计出发，分析事物的利弊得失首先要考量其权重权轻。讲理想和现实的平衡，析事物的利弊得失当更多注重于现实。我想，这是我们认知国企包括垄断型国企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的缘由所在。

　　此外，读“500强”榜单，也不能光盯着垄断不放，更须同步看到，入榜民企的盘子也呈不断做大做强态势。这同样有利于推进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