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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一个思变的城市

  一个思变的城市

  本刊记者 冯淑娟

  张高丽书记来了以后,天津人对其寄予了很大希望,但这种期望值还取决于执行能否到位。在新旧理念的碰撞下,天津人希望新任长官能够带他们步入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夕阳斜斜地从谦受里的小楼后面投射下来,在院子里形成一条狭长的光影。正在院门口下棋的崔师傅一边摆弄着棋子,一边操着浓重的天津腔跟《财经文摘》记者搭话:“这里的生活环境你也看见了。反正我们对张高丽的希望挺大的。”

  谦受里是位于天津市中心的一个特殊居民区。说特殊,是因为这里的居民都住在外表亮丽的“小洋楼”(西洋风格的老楼)里,而里面的居住环境却相当恶劣,居住条件也十分窘迫,不少是老少两三代住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现在,楼里的居民一有闲工夫,就会聚到院子里聊聊张高丽和他上任半年来的天津新政。

  不只是谦受里的居民们,时下,天津市所有的眼睛都在眼巴巴地盯着张高丽,想看看这个从广东山东沿海发达地带调过来的市委书记头三脚怎么踢开。有人盼着早点解决住房问题,有人希望工资再提高点儿,官员们则在惴惴不安中研究着新书记的好恶。“跟以前的几任书记确实不太一样”,是他们普遍的感受。而张高丽深入天津各区县调研,到南方发达省市取经,亦成为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

  张高丽显然没有别人眼里感觉的那么轻松。到天津的时间虽然不长,他应该能够深深感受到,与精明能干的广东人、朴实厚道的山东人相比,以“卫嘴子”出名的天津人,更习惯于躺在天子脚下自得其乐,又想改变现状又懒得动嫌麻烦。“天津人观念相当保守,老是盼着有个好领导,可是领导能什么事都替你干吗?”在开发区工作的陈维(化名)是地道的天津人,对于当地人的“劣根性”,他用天津话说是“倍儿清楚”。

  这种保守反映到官员那里就是执行力差,许多政策制定得很好却难以实施下去。以至于有人夸张地说,张高丽不把天津的局级干部全换完,他就无法顺利开展工作。

  张高丽或许已经认识到,如果不改变这种现状,所有的决策都将是纸上谈兵。所以,他上任没多久,就对党政机关下发了涉及“三个体系”的通知。

  在某机关一位领导干部的印象里,这是天津市有史以来第一次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对党政干部量化考核:“原来的考核都是虚的,你不干也没人管。”《财经文摘》获知,此通知以健全决策目标体系、执行责任体系、综合考核指标体系为主体,对天津市的党政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后面还附有详细的定量定性考评要求要点。

  看来,以务实大胆著称的张高丽,正在考虑如何改变天津人积淀已久的保守和惰性。

  滨海新区的幸运

  最先嗅到天津新政下商机气味的,当属商业细胞中最活跃的资本市场。

  不久前,国内外各大媒体都在重要位置发表了一则看上去跟天津无关的新闻:“个人可直接投资境外股票。”然而仔细阅读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则与天津息息相关的新闻,因为国家外汇局目前仅选择天津滨海新区作为这种新业务的试点。在此之前,关于渤海银行的报道已经在各界掀起了不小的震动,天津概念股也成为股民追捧的热点。

  “为什么天津那么得天独厚?国家现在把所有的好政策都给了天津,是不是有点儿夸大了天津的地位?”不少人把中国政府欲将天津打造成北方地区经济龙头的宏观战略,看作是中央赐给天津的特殊待遇。在2006年7月底国务院《对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这个城市被定位于“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并作为另一个浦东被提出。

  天津开发区管委会的宣传部部长张洁不太认可“中央现在才给天津政策”这种说法。“1986年,天津开发区还只有两家企业的时候,邓小平就到开发区考察了。当时他就说天津的发展应该胆子再大点儿,步子再快点儿。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当时天津愣是没纳过闷来。”

  所以,对于在天津人中颇有非议的前任市委书记张立昌,她也有自己的见解:“1994年天津试点扩大开发区,还得感谢张立昌书记,这可是他力排众议提出来的。当时一些人的看法是,市里还破破烂烂的,弄到海边去有什么前途?”

  就因为觉得海边“没前途”,1984年,天津开发区开始建设时,当时的天津决策人李瑞环给了一个特别的政策:不给,不要,不管。

  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这几个“不”已经算是比较超前的政策了。这也与天津当时的特殊背景有很大关系:1976年的大地震,把许多房子都震塌了,基本的城市建设都难以彻底解决,哪里还有钱再去投资开发区?

  张洁认为,这个“三不”政策表明了李瑞环的英明之处,因为天津开发区就是在这个政策上发展起来的。而正是有了开发区,天津才获得了经济腾飞的新契机。

  事隔20多年后,54个国家级开发区的领导聚会天津,纪念邓小平“开发区大有希望”题词20周年。关于这个题词,有一个很值得回味的传说。1986年8月21日,邓小平到天津开发区考察,主动提出要题词。有人将题词内容写好后,先递给李瑞环过目,李看写的是“天津开发区大有希望”,灵机一动,将“天津”二字折过去,变成了“开发区大有希望”。邓小平便按这几个字写了下来,这等于对当时还是新生事物的开发区予以完全肯定。此后,几乎所有的开发区都在其入口处树一块碑或者牌子,上书这句“圣旨”。

  透露此事的人一再向记者保证说,这并不是传说,而是确有其事。

  天津滨海新区静悄悄地发展了十多年,迄今为止,已累计利用外资192亿美元,成为外商在中国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财政收入达到380亿美元。其中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要经济指标连续多年居全国开发区前列。

  开发区只是滨海新区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如果不是中央重新定位天津的政策引起关注,或许在很多人心目中,它还是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有句形容天津开发区树木的顺口溜十分贴切:“一年绿二年黄,三年进灶堂。”在这里搞绿化,所付出的成本比其他地方要高得多,不难想象今天这里绿荫葱郁背后所付出的代价。

  据介绍,滨海新区的范围,包括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三个行政区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港,以及东丽区津南区的部分区域,规划面积2270平方公里。其中天津港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货物吞吐量位居世界十强,进出口货物70%以上来自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市;天津港保税区已成为服务华北、西北地区和北方最大的保税通道,进出区货物总值中60%以上是天津外省市创造的,被国家批准为区港联动试点。

  张洁部长在接受采访时,不断强调“科学发展观”这个词:“中央让滨海新区成为北方经济的龙头,到底这个龙头作用在哪里?依我看,龙头不一定比龙身子沉,能当火车头就行。它的带动功能发挥出来,就是资源的最大化。”

  新与旧的碰撞

  “张高丽书记来了以后,天津人抱的希望比较大。但这种期望值还取决于执行能不能到位。再好的车上坐上个‘二把刀’司机,也会把车搞坏。”陈维告诉记者,他每次去天津市政府机关办事都很头疼,因为不吃饭、不送礼就很难办成事。对于长期在开发区工作的他来说,很不适应这样的作风,但又无可奈何。“开发区哪有这样的事?手续简单得有些人都不习惯。有时人家问:这事是不是该给我个批示啊?我们说不用,直接去办就成。”

  与陈维有同样的感受,某企业一位领导说,他从高德占(前市委书记)时代就到天津了,经历了张立昌再到今天的张高丽时代,感觉天津的干部队伍观念普遍落后,一直没扭转过来,而且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势力。“过去好多事推诿扯皮,落实不下去,主要是干部问题。以前每次到市里办事都得吃饭喝酒,有时酒桌上谈得好好的事,下了酒桌就不算数了。”

  在这种新旧作风和理念的冲突中,位于天津市东部的开发区和西部的中心城区一度显得好似两个世界。开发区干部都是竞争上岗,讲究的是服务质量和效率,而他们有时去天津市政府办事或打电话时,下午两点还找不到人,虽然恼火,却无可奈何。

  有一位人士一语中的地说,天津缺少具有战略思维的干部。而要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就必须形成一个有战略思维的团队。新官来了后,天津一直还处于政治思想整顿阶段,大家目前还没集思广益去思考,也没拧成一股绳去做事。

  《财经文摘》记者在网上居然搜索到张高丽的博客,打开才知道,是天津市民为他们的新任父母官建的。显然,在对前任土地爷感到极度失望后,他们希望新任长官能够带来一个新时代。

  住房改造是天津市民最关心的事情。据官方报道,通过过去几年的危旧房改造,天津已帮助30多万户家庭、约110万老百姓解决了住房难题,房地产供求继续保持近年来所形成的竣工面积略大于销售面积的合理比例。但是,住房却依旧是天津市面临的最头疼问题之一,全市尚有一大批如此文开头所述谦受里那样的“小洋楼”以及部分平房,由于建筑保护或居住密度大等原因难以拆迁和开发。走在天津市的街道上,时常可见路边墙上用大笔写的民间口号,其内容大多与住房或者拆迁诉求有关,这也构成了天津街道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开车行走在天津纵横交错的街道上,眼前时不时会出现“施工断路请绕行”这样的牌子,这使得本来就容易让人迷路的天津更显得难走。现在天津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像个大工地,到处都是拆迁或者修路。看来,张高丽是故伎重演,把他最拿手的策略又搬到了这里。想当初他到山东就职时,刚上任不久,就在多个场合指出省会济南的城建不足,并力排众议重修济南市区内的主要街道,一时大兴土木,他为此还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看一个城市的活力如何,就要看脚手架的数量和工地多少。天津市正因为有众多的开工建设项目,才更显得有发展潜力和活力。明天的天津肯定会变化很大。”一位政府部门的人士说。

  客观地说,自从戴相龙就任天津市长后,这个城市的外貌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些高楼耸立起来,立交桥也越来越多。但光鲜的背后,也有不少死角。可以说,无论是在城市建设还是在观念上,新与旧的冲突一直困扰着天津的决策者们。同时,在两种路径、两种机制的两个城区之间,不同观念的撞击也时时存在着。

  据悉,天津目前实施的新战略是新区老区联动发展,贯彻“大天津”的概念,包括三大块,一块是滨海新区,一块是天津老市区,还有一块是区县。不过,三大块的发展并不平衡,从一定程度上说,“大天津”还只是一个停留在概念上的目标而已。

  略微发生变化的是,受到开发区的影响,天津市政府的某些部门现在开始转变工作作风,少了一些官僚习气,部分引资在顾及开发区的同时,也考虑引到中心城区。同时,天津一方面大力提倡扶持区县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新区发展也拉来老区的金融、服务提供支持。

  在中央将“经济中心”的重任从北京移至天津后,对于天津市的新一任班子来说,“改造旧天津”不轻松,“创造新天津”也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

  初探振兴路

  不管关于邓小平天津题词的传说是否属实,下面这个故事却是真实的。天津某企业的一位老总出国,在飞机上与一位到中国旅游的老外聊天,谈到天津,老外一脸茫然。听说距北京近在咫尺的地方居然还有一个上千万人的特大城市,老外更是愣得半天回不过神来。

  别怪老外不了解天津,连中国人自己也把天津看成是时代发展的另类。同为中国最高行政级别的城市,北京、上海和重庆近年来都发展得风风火火、有模有样,而有着史诗一般厚重历史的天津,在以一种全新的模样回到人们的记忆之前,许多人甚至忘记了还有这样一个直辖市。

  一位人士对《财经文摘》透露说,全国人大和政协可算是对天津市立了大功。他们多次组织专家到天津考察并上书党中央,要求给天津重新定位。2003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一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肯定了滨海新区的发展潜力。

  去年,国务院通过《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后,“京津冀”的概念再次被提出来。据说,此前在天津的高层官员中,除了2003年上任的市长戴相龙外,没人愿意提“京津一体化”。前几年大家都在讨论“京津冀经济带”的时候,天津某领导却在公开场合颁布了禁口令:只准说环渤海经济圈,不准提“京津冀”。

  “离中央政府太近,好处是跑步进京方便;坏处是在皇帝眼皮底下,做什么都不敢轻举妄动。”对天津“爱恨交加”的陈维,用这样的话幽默地形容天津的有利和不利之处。

  实际上,张高丽现在所面临的,绝非盖盖房子、长长工资这么简单。6月初,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身亡,中共中央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调查后,下的结论是严重违纪违法,道德败坏,滥用手中权力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并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了宋的党籍。这是张高丽到天津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个下马威,也仿佛是在警告他,要在天津这个地方搞出点儿名堂来,一个字:难!

  “戴相龙上任后,就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现在张高丽又来了,天津的百姓精神状态可跟以前不一样了,士气前所未有地高昂。不过,一个地区发展经济只有思路还不够,还要有执行力度,所以,领导换了脑子,下面的人也必须更新观念才行。”天津港集团新闻发言人欧永林这样看待新政下的天津。在记者采访的对象中,大部分人同欧先生的想法差不多,对新政的实施感到振奋,但普遍对下面的执行力度表示担忧。

  仿佛一夜之间,天津从被遗忘的角落变成人们眼中的宠儿,媒体开始热炒海河边的这个古老城市。据说在滨海新区,甚至曾发生过30多家开发商同时争抢某一地块的情形。这是否意味着天津已经开始走上全面振兴的轨道?似乎是,又似乎不是。

  在天津比比皆是的工地上,很容易闻到些许经济复兴的味道。从国务院批准《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到滨海新区被列为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从空客320落户到大型乙烯项目正式动工,从渤海银行成立到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试点,中央政府正在为新时代的天津谋划出一条新的通道。但是,这条通道的出口是个谜,而答案,只掌握在天津人自己手里。

  新政下,天津经济正在涅。之后,或许一个全新的城市将会再生。

  

(责任编辑: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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